春道生，万物荣。
天下同归，以人为本。
三才之道，无德不贵。
先王之论：人伦之事，以德为尊
上三代是上古道家及“道法自然”思想初步形成时期，春秋时代则是儒家及其思想产生和形成时期。故在此期间，政治上，有建国强国之阶段;经济上，农业生产发展、土地私有制的确立等均使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崭新时期。由此，学术上，则有各种学术思想之创立。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者、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诸子十家。
因距三代时间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所以导致各家各推自己所长、均持一端，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然“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慎思之，明辨之，虽各家有其主旨，但有一个根本是不变的，那就是服务于“人”。试问世间无一人，何来百家之说。故百家之言，舍短取长，都是在言人伦之事、述人伦之道。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政合一”之思想，并形成华夏民族精神之高迈。而诸多有关生态之论，亦多有记载。
《六韬·文韬》中记载了文王问太公以“仁”而施政天下的问题，被拒，“太公曰：斋，将语君天地之经，四时所生，仁圣之道，民机之情。”文王听后，斋七日，北面再拜而问之。“太公曰：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圣人牧之。故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藏，万物静。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其终，莫知其始。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故天下治，仁圣藏，天下乱，仁圣昌，至道其然也。”
法天合德，象地五亲。
与周初太公之论一脉相承，齐国管子则提出“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故曰：“凡讲立事，正彼天植，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法天合德，象地五亲，参于日月，伍于四时。”在《轻重》中，管子则对桓公曰：“‘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给之。”但同时亦明确指出“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亦曰：“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
及至韩非子，则曰“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其所谈之法，和管子一脉相传，乃是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杀、冬藏之法，故曰“以行法令，以治事理”。总而言之，仍旧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天人合一”之法，而非“人治”之法。
儒家秉承周公一脉。《礼记》是周代的一部重要典章制度，其《曲礼》曰：“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春时万物产孕，为顺天地之大德，不予伤杀，故言“不围泽”、“不掩群”“不取麛、卵”。
故，至孔子，则主张把天道、人道、治道结合在一起。因此，这理念一经提出便为诸子百家所发扬，并成为历代儒家衡量政治清明、仁爱与否的重要标志。《学而》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孟子的环保政治思想以人性善为依据，把人性、仁政、保护生物等有机联系起来，明确提出了不违农时、保护生物的环境政治观。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圣人以仁育万物。
荀子之观点是“循道不贰，礼法并用”。其观点系“天地人三位一体”的观念，在实践上则是“以时禁发、节用裕民”之道。《王制》曰：“圣王之制，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汉代是历史上统一的君主专制重要时期，董仲舒不仅正式提出“天人合一”之概念，并正式建构了“天地人一体”之天人感应说，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尊天、天人合策、王者法天意”之政治主张。同样，其生态环境政治理论也体现出此特点。董子曰：“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至宋明理学，周敦颐认为，“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
张载则提出“民胞物与”之“天人一体”的表述，曰：“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程颐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朱熹曰：“天即人，人即天。”
至王阳明，则曰：“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是一体。”【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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