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觀察類綜藝節目從2018年開始就成為我國電視熒屏上最為熱門的一種綜藝節目模式。節目內容也不外乎人類需求的幾大角度，婚戀、生死以及幸福生活的嚮往。觀察類真人秀這種節目模式也正如精神分析學家拉康所提出的“鏡像理論”可以印證，人們往往是需要在鏡像之中才能完成自我建構，從而尋找到未來的個體發展之路。《我家那閨女》無論是從主題選擇還是模式選擇建構上都擊中當代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同時也為眾多女性在社會中的認可形成良好的價值典範。一種新的女性幸福觀通過電視這一媒介進行了建構，這也是該節目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有學者根據西方古羅馬時期對幸福的論述加上西方心理學的闡釋得出：“幸福是知情意等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的整體。幸福不僅具有主觀性，還體現一定的客觀性；不僅具有感性體驗成分，也體現著理性認知成分。幸福觀隨著個體的成長而發生變化。”就其闡述來看，個體幸福是不區分於性別屬性的。男女之間在生物學上的性別差異，也會導致心理學和社會學上發生差異，這也就產生社會屬性下的社會性別秩序的產生，從而在幸福觀上產生性別差異，甚至是從屬關係。
也正是在這種社會屬性的男女差異幸福觀的指導下，大眾媒介也自然而然產生了男女幸福的價值體系是一種男女依附的價值體系，幸福與否是建立在他人的評價之中。
“觀”與“被觀”之間的人物塑造
觀察式真人秀與以往真人秀最大的區別就是第二現場的設置，在《我家那閨女》中的也正是在這種“觀”與“被觀”的過程了，建立了節目所討論的人物的特點。
節目打破了大眾對大齡單身女性的刻板印象。在絕大多數影視化作品中，大齡未婚女性會被貼上“大齡剩女”的標籤，她們大多成為了高收入、高學歷、高齡，學業、事業有成等標籤的集合體。女性本身在傳統話語構成中是佔據弱勢地位的人群，即便是在現代社會中隨著社會進步、觀念進步加上女性自身的獨立意識崛起，女性卻依然被認為是弱者形象，“剩女”的標籤化就在此基礎上不斷演進。隨之而來的就是女性在生活與職場中的被忽視，女性成功與否的標準仍然是是否有一個男性願意與之有合法關係並且穩定地生活，女性成為男性的附屬存在，沒有了其他意義。
在節目中，邀請到了王鷗、林允、宋茜、蔣夢婕、張佳寧等作為被觀察的對象，每一個女性嘉賓都有著不同的人物特性，王鷗的獨立、宋茜的事業心、蔣夢婕家庭的和諧、林允獨居年輕女性的活潑、張佳寧重組家庭的和諧相處等等，每一個人物都是立體存在的，是社會中真實存在女性的樣子。
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看到嘉賓選擇的多元化，在嘉賓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樣態。節目也就在觀與被觀的過程中達成了節目的人物塑造，多元化的嘉賓構成、多元化的價值觀構成。
他人與自我的碰撞：評價場域的建立
第二現場的設置，在建第二現場中嘉賓構成一半為與記錄短片中無關係的嘉賓，另一半為節目中嘉賓的親屬或本人。
在第二現場中就形成了一個特殊的評價場域，本人的價值觀與家長的價值觀間的大討論。如林允在交男朋友的問題上，她的父親提出以工作為主，交男朋友次要的問題；張佳寧在幫母親進行又一次婚姻的準備時，舅舅的認可；蔣夢婕獨立自主的嘗試社會中的種種職業時，她的父親始終是一種開放包容的姿態對其進行鼓勵等等。第二現場中與嘉賓有著直接關係的親屬對記錄短片中的討論往往是代表著一個社會最小集合的種種樣態，家庭關係的種種表現往往也會在第二現場形成家庭間的對比。
同時，與記錄短片的觀察嘉賓的加入，也會使得評價場域的多元化。每一期固定的觀察嘉賓大張偉、李維嘉、劉欣然等，再加上一個往往是社會閱歷較多的嘉賓形成另外的評價機制。他們往往以一種“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態度進行評價，在評價場域中提供更加多元的內容。
評價場域的形成，多元化的聲音往往並不會形成一個對於女性價值的共識看法，但多元化的聲音指向會讓觀眾對多元化女性形象有自身的判斷，擺脫長久以來女性形象在影視化作品中的樣態，逐步完成女性幸福觀的多元評價機制。
女性幸福誰說了算？
長久以來的電視話語以一種霸權的方式將傳統女性的意義進行建構，大眾在媒介單向傳播的階段並沒有形成完整的女性幸福觀念的現代構建。《我家那閨女》以一種觀察式綜藝節目的形態，將電視構建成一個具有互動場域的形態，女性幸福與否並不是單純地以一種是否有伴侶作為評判標準。節目最為積極的意義也是將現代女性的多元化意義傳播給更廣大的觀眾。女性的幸福與否也許只有女性自己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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