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观察类综艺节目从2018年开始就成为我国电视荧屏上最为热门的一种综艺节目模式。节目内容也不外乎人类需求的几大角度，婚恋、生死以及幸福生活的向往。观察类真人秀这种节目模式也正如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所提出的“镜像理论”可以印证，人们往往是需要在镜像之中才能完成自我建构，从而寻找到未来的个体发展之路。《我家那闺女》无论是从主题选择还是模式选择建构上都击中当代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为众多女性在社会中的认可形成良好的价值典范。一种新的女性幸福观通过电视这一媒介进行了建构，这也是该节目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有学者根据西方古罗马时期对幸福的论述加上西方心理学的阐释得出：“幸福是知情意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整体。幸福不仅具有主观性，还体现一定的客观性；不仅具有感性体验成分，也体现着理性认知成分。幸福观随着个体的成长而发生变化。”就其阐述来看，个体幸福是不区分于性别属性的。男女之间在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也会导致心理学和社会学上发生差异，这也就产生社会属性下的社会性别秩序的产生，从而在幸福观上产生性别差异，甚至是从属关系。
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属性的男女差异幸福观的指导下，大众媒介也自然而然产生了男女幸福的价值体系是一种男女依附的价值体系，幸福与否是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之中。
“观”与“被观”之间的人物塑造
观察式真人秀与以往真人秀最大的区别就是第二现场的设置，在《我家那闺女》中的也正是在这种“观”与“被观”的过程了，建立了节目所讨论的人物的特点。
节目打破了大众对大龄单身女性的刻板印象。在绝大多数影视化作品中，大龄未婚女性会被贴上“大龄剩女”的标签，她们大多成为了高收入、高学历、高龄，学业、事业有成等标签的集合体。女性本身在传统话语构成中是占据弱势地位的人群，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进步、观念进步加上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崛起，女性却依然被认为是弱者形象，“剩女”的标签化就在此基础上不断演进。随之而来的就是女性在生活与职场中的被忽视，女性成功与否的标准仍然是是否有一个男性愿意与之有合法关系并且稳定地生活，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存在，没有了其他意义。
在节目中，邀请到了王鸥、林允、宋茜、蒋梦婕、张佳宁等作为被观察的对象，每一个女性嘉宾都有着不同的人物特性，王鸥的独立、宋茜的事业心、蒋梦婕家庭的和谐、林允独居年轻女性的活泼、张佳宁重组家庭的和谐相处等等，每一个人物都是立体存在的，是社会中真实存在女性的样子。
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看到嘉宾选择的多元化，在嘉宾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样态。节目也就在观与被观的过程中达成了节目的人物塑造，多元化的嘉宾构成、多元化的价值观构成。
他人与自我的碰撞：评价场域的建立
第二现场的设置，在建第二现场中嘉宾构成一半为与记录短片中无关系的嘉宾，另一半为节目中嘉宾的亲属或本人。
在第二现场中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评价场域，本人的价值观与家长的价值观间的大讨论。如林允在交男朋友的问题上，她的父亲提出以工作为主，交男朋友次要的问题；张佳宁在帮母亲进行又一次婚姻的准备时，舅舅的认可；蒋梦婕独立自主的尝试社会中的种种职业时，她的父亲始终是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其进行鼓励等等。第二现场中与嘉宾有着直接关系的亲属对记录短片中的讨论往往是代表着一个社会最小集合的种种样态，家庭关系的种种表现往往也会在第二现场形成家庭间的对比。
同时，与记录短片的观察嘉宾的加入，也会使得评价场域的多元化。每一期固定的观察嘉宾大张伟、李维嘉、刘欣然等，再加上一个往往是社会阅历较多的嘉宾形成另外的评价机制。他们往往以一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态度进行评价，在评价场域中提供更加多元的内容。
评价场域的形成，多元化的声音往往并不会形成一个对于女性价值的共识看法，但多元化的声音指向会让观众对多元化女性形象有自身的判断，摆脱长久以来女性形象在影视化作品中的样态，逐步完成女性幸福观的多元评价机制。
女性幸福谁说了算？
长久以来的电视话语以一种霸权的方式将传统女性的意义进行建构，大众在媒介单向传播的阶段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女性幸福观念的现代构建。《我家那闺女》以一种观察式综艺节目的形态，将电视构建成一个具有互动场域的形态，女性幸福与否并不是单纯地以一种是否有伴侣作为评判标准。节目最为积极的意义也是将现代女性的多元化意义传播给更广大的观众。女性的幸福与否也许只有女性自己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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