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Eichmann in Jerusalem:Dilemma of Modern Ethics》

漢娜· 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出身於德國漢諾威一個猶太人家庭，在馬堡和弗萊堡大學讀哲學、神學和古希臘語；後轉至海德堡大學雅斯貝爾斯的門下，獲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國，1951年成為美國公民。同年，《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出版，為她奠定了作為一個政治理論家的國際聲望。

流亡之前，阿倫特以一個猶太人的身份協助猶太組織工作，為此曾被納粹政府關押過。去美國之後，她為流亡者雜誌《建設》撰寫評論等；做過肯捨出版社的編輯；1952年擔任過“猶太文化重建委員會”的負責人。自1954年開始，阿倫特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研究新學院、紐約布魯克林學院開辦講座；後擔任過芝加哥大學教授、社會研究新學院教授。隨著《人的狀況》、《在過去與未來之間》、《論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為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史上的矚目人物，近年來聲譽日隆。1975年12月阿倫特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他們犯罪前都是一個個正常人

2019年，在那些引起社會轟動、世人唾罵的犯罪案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北大學生殺母案，當時新聞出來後，我看了很多報道，想要了解整個事件的過程，但最想知道的是這件違揹人文倫理的慘案背後的原因，為什麼國內頂尖學校的高材生會突然殘忍分屍自己相依為命的教師母親？而在我們看到的報道中，吳謝宇一直是一個性格溫順、懂禮貌、努力，聽媽媽話的好孩子。身邊認識的人無不驚駭於吳謝宇突然殺母的罪行。

在19年我關注的另外一件社會犯罪熱點案件，大連13歲男童蔡某某殘忍殺害10歲女童，依法對蔡某某收容教養3年的判決結果引起社會的質疑。但我最想不明白的是在這次犯罪中，蔡某某的父母家人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還有報道說當時蔡某某殺人過程中他的家人都在客廳事後還幫助處理血跡。我在社交平臺詢問自己的疑惑，很多學法律的同學也交流了自己的看法，記憶深刻的是當時有個在日本留學的同學看到我的留言還專門跟我交流他的想法，他說“地獄空蕩蕩，惡魔在人間”，

看到這些違揹人倫的慘案，我們總在揣測引發這些案件的人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是否平時就是一個劣跡斑斑、品格敗壞、沒有受過教育所以不知道如何尊重他人亦或是被惡劣生活環境磨滅掉心中良善的壞人。但常常，很多案件的犯罪人就如同吳謝宇一樣，受過高等教育，出生不差。在外人眼中，他們經常表現得品學兼優、性格純良老實，並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種會做出弒父殺母、殘忍對待他人的生命的惡魔。在平時，他們表現得都是一個個再正常不過的人。

最近看了一部意大利經典電影《美麗人生》，講述了二戰時期一對猶太父子被送進了納粹集中營的美麗感動故事，影片中向我們呈現了納粹為了屠殺猶太人而建造的納粹集中營，納粹為了持續折磨猶太人而製作的各種毒氣室、殺人工具讓我們心生寒意，看到所有猶太人都被關閉在集中營遭受種族迫害時，我們不會懷疑這是一群希特勒領導的沒有人性的殺人惡魔。這讓我想起南京大屠殺，那群侵略者的行為同樣讓我們覺得這是一群惡魔才會做出來的如此泯滅人性的事情，沒有一箇中國人會質疑。

是的，我們認為會做出這些事情的人，都是惡魔。

惡之平庸

1961年，前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接受審判，猶太人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變更了自己的年度計劃，六個月後，阿倫特見到了裝在玻璃亭子之中的艾希曼，臉色蒼白，神情倨傲。阿倫特後來寫道，她對艾希曼的第一印象是“他一點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類的，也不是難以理解的”，總而言之，在阿倫特看來，身為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以冷冰冰的縝密計劃將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送入毒氣室的艾希曼，原來不過是一個正常人類。

執行屠殺百萬猶太人的負責人竟然是一個舉止不粗魯的正常人類。這太不符合我們的心理揣測了！我們認為，他們至少應該是冷漠、舉止粗魯、性格殘暴、長相兇惡的變態。這樣的一個正常人，居然就是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

這樣一個正常人模樣，使得漢娜·阿倫特不禁對人們通常認為的【惡】產生好奇，在此後多年的研究中，漢娜·阿倫特的書《耶路撒冷的希爾曼 Eichmann in Jerusalem:Dilemma of Modern Ethics》問世了，一經出版就引發了廣泛的爭議。本書就以此著及相關討論為窺鏡，希望作現代倫理中一些關乎基準（這些基準是人類良知得以生長的土壤）的思考。

衝突主要圍繞她書中的兩個觀點：其一，與當時人們普遍的輿論相左，阿倫特認為，親自參與了毀滅集中營數以百萬計猶太人行為的艾希曼，既非生性兇殘冷血的惡魔，亦非心理變態的怪物；既無任何針對猶太人的深仇大恨，亦無希特勒的狂熱信念，而只是一個正常得令人驚訝的“普通”人。由此，阿倫特以“惡之平庸”代替了關於納粹的惡魔神話。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論革命》以及《人的條件》中，阿倫特反覆分析了“根本惡”或者“極端惡”的概念，在她看來，極端的惡既不能懲罰，也不能許可。但這個概念在遇到艾希曼時無能為力，究竟是什麼讓一個人，在看起來一切“正常”時，卻已經失去了支撐其成為一個“人”的理由。後來在和好友肖萊姆的通信中，阿倫特否認了“惡”的根本性，她認為惡只是一種單純的極端的東西，“惡正猶如覆蓋在毒菇表面黴菌那樣繁衍，常會使整個世界毀滅。如前所述，

阿倫特在寫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時，拒絕那種一般的關於人類邪惡的本性、原罪和人類生而具有的“攻擊性”等等的學說，而且還拒絕關於特定的德國國民性的學說，“我不想相信上述這些可能性——我認為在奧斯維辛，誰要行善，誰要行惡都是自己決定的”。艾希曼自認是康德的信徒，認為自己的行為原則只要與國內立法機構的原則相符即可，但他完全理解錯了康德，康德相信運用我們的純粹理性，可以為自己建立不受外部干涉的行為準則，而不是屈從於這些干涉。

群體之中的個體是多麼容易失去道德判斷

在接受審判時，艾希曼一直認為自己沒有做錯，自己只是在執行命令而已。艾希曼兢兢業業完成工作，將屠殺視為自己的事業。

艾希曼受審時，法官不相信他的話，因為他們都無法接受一個“正常”人，會無法判斷是非，會不知道自己所犯下的駭人罪行。但事實也許的確如此，六七位精神科醫生都一致證實，艾希曼的精神狀態正常，“艾希曼對妻兒、父母、兄弟姊妹、朋友的態度，不止正常，還堪為理想典範”。他對猶太人也應當談不上仇恨，艾希曼的家族中有人有猶太血統，他自己很可能有一個猶太情婦，而與猶太人發生性行為，在當時是納粹親衛隊員最嚴重的罪名。阿倫特對此的評論是“艾希曼的確很正常，他在納粹政權中跟其他人完全沒兩樣，然而，在納粹帝國只有‘例外’才會出現‘正常’反應”。做一個“正常”的人，意味著你要對這荒謬邪惡的一切說一聲“不”。

群體之中的個體是多麼容易失去道德判斷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已經精確地描述了群體之中的個體是多麼容易失去道德判斷：“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制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並且會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一種最常見的說辭無非是“一個人怎麼能和體制對抗呢”，然後去忽視那最顯而易見的現實：是你的參與造就了這個體制，而你並沒有哪怕一絲一毫的反抗。

艾希曼正是這樣，他在前往盧布林考察毒氣室時，他也無法直視那些設備，在想象執行時的畫面時，他“突然覺得有點不舒服，好像受到很大的衝擊”。但是很快這種衝擊過去了，因為他說“在希特勒政黨中沒有一個人反對最終解決方案，完全沒有”。

不管如何，阿倫特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概念，即使艾希曼本人並非“艾希曼”式的官員，在半個世紀之後，“平庸的惡”依然可以闡釋種種罪行，在這個滿是艾希曼的世界。

關於【惡】，你是怎麼看的？評論告訴我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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