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曆史舞臺上，朝代數經更迭，作為國家的主宰者，帝王好比電腦主機的CPU，主導著國家這臺機器的運行狀況。皇權是排他的，無論是雄才大略還是昏庸無為的帝王，他們的任務只有一個：維護皇族的統治。
帝王擁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利與尊貴，當皇權與社會的發展產生矛盾時，能否用好手中的權利，處理好各方面的關係是考驗一代帝王能力的試金石。
01
有“鎮國之寶”之稱的司母戊鼎，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銅器，現存於國家博物館內。它歷經日軍搶奪，最終被完整地留存下來，它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朝祭品。
歷史記載，商朝處於奴隸制鼎盛時期，在那個生產力極為落後的年代，人們相信鬼神，拜天地，祭鬼神以求神明保佑風調雨順。商朝經歷了554年（公元1600年-前1046年），這樣一個古老的王朝，在商紂王帝辛手中走向了滅亡。
《尚書·無逸》記載，祖甲至紂王，大都是“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的荒淫之君。
《竹書紀年》記載，“殷封作瓊室、立玉門。”“封時稍大其邑, 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 皆為離宮別館。”
商紂王時期，大興土木，據《尚書》記載，商朝末年統治者驕奢淫逸成為一種常態，而社會底層的奴隸，不僅要完成繁重的勞動任務，還要時刻面臨被人祭的危險。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之下，奴隸們以損毀農具，焚燒奴隸主的倉庫等行為來反抗奴隸主殘酷的剝削和統治。
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矛盾的激化,使一些貴族的生命和財產受到威脅，他們除了痛恨奴隸的反抗鬥爭外,也對商紂王的一些政治措施感到不滿。
《尚書·牧誓》記載:“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
《尚書·立政》記載: “暋羞行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
商紂王在用人制度上打破常規，任用奴隸中有才幹的人士，而對守舊無能的奴隸主貴族則疏遠或不任用。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商紂王是“任人唯賢”，但在商朝那個特定的年代，奴隸只是一種工具，這種任用出身卑微的人而停掉親戚不用的做法，在等級森嚴的奴隸社會中，觸犯了貴族們的整體利益。
商紂王面對西伯侯的勢力，沒有籠絡，而是採用了囚禁的方法；面對比干對暴政的諫言勸阻，非但不聽，還挖了他的心，這樣的做法，讓其它臣子心生恐懼，紛紛背商歸周,以致在聯軍攻打朝歌（商朝都城）時，商朝沒有援軍，處於非常被動的位置。
面對內憂外患，商紂王從未反省自己行為的得失，做為一代帝王，他自信“我生不有命在天乎？”，自以為是真命天子，對任何人和事都沒有敬畏之心。商紂王殘暴自負的個性，使他沒能理性地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各種社會矛盾的積聚激化成為商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是人都會犯錯，帝王也不例外。如果商紂王能聽從諫言，知道改正決策中的失誤，不是一意孤行，採取靈活的對策處理危機，商朝或許是另一種結局。
帝王治國需要的不僅是處理主要矛盾的能力，而且要能正確分析當前形勢，權衡各方勢力後採取措施，掌握主動權。
司母戊鼎
02
周朝（公元前1046年-前256年）歷經近800年的風雨，它是我國曆史上存在時間最長的朝代。
《荀子·儒效》：“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周文王是一代明君，一國之君抓住了主要矛盾，就等於抓住了牛鼻子。周朝成立後，打破之前的“部落天下”，實行分封制，建立了“家天下”的管理模式。這種模式不僅解決了部落之間的戰爭問題，而且確立了天下的格局。
周朝對天下臣民的管理上，進行了一項新的嘗試：“製作禮樂”。周人不僅尊天地鬼神，還懂得了對人的尊重和取悅，即使有爭奪，也要“其爭也君子”。禮樂，是周朝人所遵循的一種生活方式。
周文王對內施行德治，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劃分田地，讓農民助耕公田，納九分之一的稅，大大增進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
周王朝實行的“分封制”，“制禮作樂”，“井田制”，使社會有了自我運行的能力。這套制度做到了使周朝人民“為人溫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遠而不誣，廣博易良而不奢，潔靜精微而不賊，恭儉莊敬而不煩，屬辭比事而不亂”。
周朝儘管強大，也要應付連綿不斷地戰爭。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當時的社會無法蓄養大量的常備軍。既不能加重老百姓的負擔，又要去完成即定的軍隊儲備任務，周朝帝王是怎麼做的呢？
首先是學校習武，學校把習武當做一個非常重要的教學內容。其次是在民間編練大量的軍民，平時務農，戰時出征。周朝的貴族子弟8歲起就開始學“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其中“射”、“御”就是射擊及駕駛戰車。
當時弓弩是一種殺傷力比較大的武器，戰車是最重要的作戰方式。學會這兩種技能，就能在戰時直接出徵。這種藏兵於民的制度，有效地解決了發展生產與徵兵作戰之間的矛盾。
周朝帝王善於用人，施行德政，“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理念，把社會治理得井井有條，百姓安居樂業。
周文王
03
秦始皇先後滅掉六國，廢分封，實行郡縣制，加強中央集權，試圖把國家的權利牢牢抓在皇帝手裡。然而這種社會制度並沒有成功，社會各階層矛盾衝突激化，致使秦“二世而亡”。
《漢書·高帝紀》記載：高祖常徭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
作為秦始皇的頭號絲粉，漢高祖劉邦奪取政權後，他最擔心的事情就是自己的王權在分封諸王的壓力下是否能鞏固。
漢朝初期，面對民生凋敝，國力衰弱的現象，劉邦定了一系列緩和矛盾的措施，對內用“黃老治術”，推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在農業方面，輕徭薄賦，興修水利，為恢復農業生產創造條件；對外，與匈奴採取和親政策，避免戰爭。
在執行這些政策之外，呂后、蕭何聯手處理掉功臣韓信，之後彭越、英布等人都相繼被處死。劉邦擔心的地方諸侯割據勢力終於被掐死在搖籃裡。
異性諸侯王的覆滅使劉邦暫時鬆了一口氣，此時如果全面推行郡縣制，漢中央還沒有足夠力量直接統治全國所有地區。分封諸侯有潛在的分裂危險，但迫於形勢劉邦不得已而為之，大封劉姓宗室為王，行白馬之盟，誓約今後“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
劉邦吸取秦亡的教訓，審時度勢，在國家格局方面，採取“郡國制”，郡縣和封國並存的制度。劉邦在帶兵進入咸陽時，蕭何率先入宮，將秦朝保存的文書，竹簡，戶籍檔案等收藏起來，在治國中依秦律定漢制。
劉邦順應時代推行的措施，使經濟恢復得很快，“孝惠高後時，天下初定，諸侯各務自附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秦始皇的郡縣制，經過漢初“郡國並存”的過渡期，在漢武帝時期以更成熟的制度重新鞏固下來。
劉邦是一個基於現實需要而採取政策的人，怎樣做對他有好處，他就會採取怎樣的做法。這也是劉邦在楚漢相爭中取勝的原因之一。
自古以來就沒有完美無缺的制度，關鍵是中央與地方控制的策略是否得當。帝王要做的是利用自己的優勢，不斷積累實力，贏得戰略上的主動。
漢高祖劉邦
04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帝王是一個光環籠罩的角色，周邊不乏溢美之詞，聽得多了，人往往會喪失判斷力。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有自知之明，能讓帝王應對紛繁的事務做出準確的判斷。
身為帝王，有清晰明確的政治目標，才能了無牽掛，行事果斷。決策理性高明，不為虛榮所累，是帝王成事的關鍵所在。
周文王賢德出眾，治理百姓“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為後世代代傳頌；劉邦禁慾冷血，成為了純粹的政客，建立歷經400多年的大漢王朝；三國時期的曹操精於兵法，政治開明，唯才是舉是三國前期最大的贏家……
無論是商紂王的戰略失誤，還是周文王的德行天下，又或者漢高祖的治國策略，做為一代帝王，他們用不同的手段維護著自己的統治，只有具備帝王素質的人才能治世長久：欲戴王冠，必先承受其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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