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舞台上，朝代数经更迭，作为国家的主宰者，帝王好比电脑主机的CPU，主导着国家这台机器的运行状况。皇权是排他的，无论是雄才大略还是昏庸无为的帝王，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维护皇族的统治。
帝王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与尊贵，当皇权与社会的发展产生矛盾时，能否用好手中的权利，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是考验一代帝王能力的试金石。
01
有“镇国之宝”之称的司母戊鼎，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现存于国家博物馆内。它历经日军抢夺，最终被完整地留存下来，它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朝祭品。
历史记载，商朝处于奴隶制鼎盛时期，在那个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年代，人们相信鬼神，拜天地，祭鬼神以求神明保佑风调雨顺。商朝经历了554年（公元1600年-前1046年），这样一个古老的王朝，在商纣王帝辛手中走向了灭亡。
《尚书·无逸》记载，祖甲至纣王，大都是“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的荒淫之君。
《竹书纪年》记载，“殷封作琼室、立玉门。”“封时稍大其邑, 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 皆为离宫别馆。”
商纣王时期，大兴土木，据《尚书》记载，商朝末年统治者骄奢淫逸成为一种常态，而社会底层的奴隶，不仅要完成繁重的劳动任务，还要时刻面临被人祭的危险。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奴隶们以损毁农具，焚烧奴隶主的仓库等行为来反抗奴隶主残酷的剥削和统治。
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矛盾的激化,使一些贵族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他们除了痛恨奴隶的反抗斗争外,也对商纣王的一些政治措施感到不满。
《尚书·牧誓》记载:“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
《尚书·立政》记载: “暋羞行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商纣王在用人制度上打破常规，任用奴隶中有才干的人士，而对守旧无能的奴隶主贵族则疏远或不任用。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商纣王是“任人唯贤”，但在商朝那个特定的年代，奴隶只是一种工具，这种任用出身卑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的做法，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中，触犯了贵族们的整体利益。
商纣王面对西伯侯的势力，没有笼络，而是采用了囚禁的方法；面对比干对暴政的谏言劝阻，非但不听，还挖了他的心，这样的做法，让其它臣子心生恐惧，纷纷背商归周,以致在联军攻打朝歌（商朝都城）时，商朝没有援军，处于非常被动的位置。
面对内忧外患，商纣王从未反省自己行为的得失，做为一代帝王，他自信“我生不有命在天乎？”，自以为是真命天子，对任何人和事都没有敬畏之心。商纣王残暴自负的个性，使他没能理性地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激化成为商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是人都会犯错，帝王也不例外。如果商纣王能听从谏言，知道改正决策中的失误，不是一意孤行，采取灵活的对策处理危机，商朝或许是另一种结局。
帝王治国需要的不仅是处理主要矛盾的能力，而且要能正确分析当前形势，权衡各方势力后采取措施，掌握主动权。
司母戊鼎
02
周朝（公元前1046年-前256年）历经近800年的风雨，它是我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朝代。
《荀子·儒效》：“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周文王是一代明君，一国之君抓住了主要矛盾，就等于抓住了牛鼻子。周朝成立后，打破之前的“部落天下”，实行分封制，建立了“家天下”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部落之间的战争问题，而且确立了天下的格局。
周朝对天下臣民的管理上，进行了一项新的尝试：“制作礼乐”。周人不仅尊天地鬼神，还懂得了对人的尊重和取悦，即使有争夺，也要“其争也君子”。礼乐，是周朝人所遵循的一种生活方式。
周文王对内施行德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大大增进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周王朝实行的“分封制”，“制礼作乐”，“井田制”，使社会有了自我运行的能力。这套制度做到了使周朝人民“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远而不诬，广博易良而不奢，洁静精微而不贼，恭俭庄敬而不烦，属辞比事而不乱”。
周朝尽管强大，也要应付连绵不断地战争。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当时的社会无法蓄养大量的常备军。既不能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又要去完成即定的军队储备任务，周朝帝王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是学校习武，学校把习武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其次是在民间编练大量的军民，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周朝的贵族子弟8岁起就开始学“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御”就是射击及驾驶战车。
当时弓弩是一种杀伤力比较大的武器，战车是最重要的作战方式。学会这两种技能，就能在战时直接出征。这种藏兵于民的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发展生产与征兵作战之间的矛盾。
周朝帝王善于用人，施行德政，“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理念，把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
周文王
03
秦始皇先后灭掉六国，废分封，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试图把国家的权利牢牢抓在皇帝手里。然而这种社会制度并没有成功，社会各阶层矛盾冲突激化，致使秦“二世而亡”。
《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常徭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作为秦始皇的头号丝粉，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自己的王权在分封诸王的压力下是否能巩固。
汉朝初期，面对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的现象，刘邦定了一系列缓和矛盾的措施，对内用“黄老治术”，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在农业方面，轻徭薄赋，兴修水利，为恢复农业生产创造条件；对外，与匈奴采取和亲政策，避免战争。
在执行这些政策之外，吕后、萧何联手处理掉功臣韩信，之后彭越、英布等人都相继被处死。刘邦担心的地方诸侯割据势力终于被掐死在摇篮里。
异性诸侯王的覆灭使刘邦暂时松了一口气，此时如果全面推行郡县制，汉中央还没有足够力量直接统治全国所有地区。分封诸侯有潜在的分裂危险，但迫于形势刘邦不得已而为之，大封刘姓宗室为王，行白马之盟，誓约今后“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
刘邦吸取秦亡的教训，审时度势，在国家格局方面，采取“郡国制”，郡县和封国并存的制度。刘邦在带兵进入咸阳时，萧何率先入宫，将秦朝保存的文书，竹简，户籍档案等收藏起来，在治国中依秦律定汉制。
刘邦顺应时代推行的措施，使经济恢复得很快，“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诸侯各务自附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秦始皇的郡县制，经过汉初“郡国并存”的过渡期，在汉武帝时期以更成熟的制度重新巩固下来。
刘邦是一个基于现实需要而采取政策的人，怎样做对他有好处，他就会采取怎样的做法。这也是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取胜的原因之一。
自古以来就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关键是中央与地方控制的策略是否得当。帝王要做的是利用自己的优势，不断积累实力，赢得战略上的主动。
汉高祖刘邦
04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帝王是一个光环笼罩的角色，周边不乏溢美之词，听得多了，人往往会丧失判断力。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知之明，能让帝王应对纷繁的事务做出准确的判断。
身为帝王，有清晰明确的政治目标，才能了无牵挂，行事果断。决策理性高明，不为虚荣所累，是帝王成事的关键所在。
周文王贤德出众，治理百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为后世代代传颂；刘邦禁欲冷血，成为了纯粹的政客，建立历经400多年的大汉王朝；三国时期的曹操精于兵法，政治开明，唯才是举是三国前期最大的赢家……
无论是商纣王的战略失误，还是周文王的德行天下，又或者汉高祖的治国策略，做为一代帝王，他们用不同的手段维护着自己的统治，只有具备帝王素质的人才能治世长久：欲戴王冠，必先承受其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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