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字子美，與李白同為唐代詩壇上的兩個巨人。唐代是中國農業文明發展的頂峰，而盛唐又是唐代的尖頂。安史之亂是唐代由盛轉衰的分界線。因而也是中華農業文明由盛轉衰的分界線。這條分界線，把這兩個巨人分隔在山頂的兩側：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側，頭是仰著的，看到的是無盡的藍天、悠悠的白雲和翱翔的雄鷹，因而心胸開闊，歌聲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側，頭是低著的，看到的是小徑的崎嶇、深溝的陰暗，因而憂心忡忡，歌聲悽苦。李白是盛唐氣象的標誌，盛唐過去以後，他就凝固成一座無法攀登的危峰，使後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杜甫是由盛唐轉入中唐的代表，他從忠君愛國的立場出發，痛斥禍亂，關心人民，因而隨著封建秩序的日益強化，他成了後代詩人學習的楷模，成了我國古代影響最大的詩人。
由於影響大，保存下來的有關他的古蹟也就特別多。他出生在河南鞏縣，在這裡度過青少年時期，於是，這裡有杜甫的故里紀念館。三十五歲左右他到過長安謀求官職，曾“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而一無所獲，非常卑微地呆了十幾年，陝西長安縣於是有紀念他的杜工祠。安史之亂中，他逃往四川避難，路過甘肅成縣時，曾停留一段時間，於是這裡也有一座紀念他的杜甫草堂。他在成都住了將近四年，這裡紀念他的杜甫草堂是很具規模的，也是人所熟知的。五十七歲時他離開四川，經湖北轉入湖南，兩年後死在這裡，於是湖南平江縣這裡有紀念他的杜甫墓。
杜甫在唐代詩名並不大，根本無法和李白相比。五代時韋觳編選的《才調集》，選唐詩一千首，裡面連杜甫的名字都沒有。可見在當時，杜甫還談不上什麼知名度。到封建秩序開始強化的宋代，他才變得詩名赫赫，到明、清時期，他才被尊為詩聖。杜甫死後大約半個世紀，中唐詩人元稹在一篇文章中說，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可是杜甫能寫“大或千言，次有數百”的排律，李白根本寫不出來（《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於是元稹認為，李白雖然也會寫詩，但根本無法和杜甫相比。元稹這篇文章，在唐代並沒有起多少作用。同時代的韓愈就認為“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堅決反對抬高杜甫，貶低李白。其實，韓愈不明白，元稹這樣驚世駭俗，真實的用意是要用他和[為]白居易新題樂府詩擴大影響。要達到目的，自然最好是把自己敬佩的杜甫抬高；要把杜甫抬高，最有效的辦法，又莫過於編造歷史，說他生前就與李白平起平坐，而實際是李白根本無法和他相比。李白是太陽，知道他的人太多了；現在說杜甫遠遠地超過他，還不使人大吃一驚？這個石破天驚的論斷，首先為歷史學家所接受，《舊唐書》把元稹這些話全文寫進《杜甫傳》，《新唐書》也以此為基調。由於這一誤導，加上從宋朝起杜甫的詩名又如日中天，後世就真以為他活著的時候就與李白並駕齊驅了。
杜甫雖然只能算中唐詩人，他一生五十九歲，將近四分之三的時間是在盛唐度過的。盛唐既是出狂人的時代，他又和李白、高適和岑參這樣的狂人交往，也就不可能沒有染上幾分狂氣。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嶽》）
睜大眼睛看鳥往泰山上飛，看著看著，覺得山上的雲在胸中迴盪，使人有一種飄然高舉的感覺。於是決心要攀上山頂，去感受居高臨下欣賞風景的快慰。看見一匹駿馬，他立刻想到“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房兵曹胡馬》），騎到馬上去馳騁，建立轟轟烈烈的功業。早年的這些詩句，展示出他不平凡的氣度，表明他內心充溢著盛唐的浪漫精神。所以，儘管他的總體詩風與盛唐不大相同，但與大曆時期的詩人也並不同調，沒有那種走投無路的失落感和嘆老嗟卑的衰颯氣象。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始終保持著正視現實的熱情和突入時代的勇氣。 杜甫始終自以為是儒家的信徒。“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乾坤一腐儒”（《江漢》），反覆這樣強調。儒家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則更進一步，不光是不得志，甚至連吃飯都成問題了，他還大聲呵斥“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諸將》），還在為皇帝擔憂。儒生時代是充滿使命感和責任感的，時時都充滿憂患意識，杜甫就是這樣立身處世的，一輩子都被這種憂患意識驅趕得處於緊張狀態。他年輕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是典型的儒家理想。
在這一點上，他和李白大不相同。李白嚮往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從來不強調忠君。他渴望遇到明主，像劉備請諸葛亮那樣賞識他，經他三言兩語一點撥就天下太平，就尊他為卿相。而他又特別講究功成身退，像戰國時期的魯仲連一樣，為人排憂解難而不要報酬。杜甫固然也夠不上政治家，但能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忠心耿耿為朝廷效力。
安史之亂爆發時，杜甫已四十四歲。隨後在逃難中，他被叛軍捉住帶到已經淪陷的長安，看著京城的殘破，痛心疾首，寫下了他的名篇：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春望》）
由於官小詩名也小，安祿山的部下沒有關押他，他就乘機逃出長安，到了鳳翔找到了自作主張登上皇位的唐肅宗。肅宗為了獎賞他的忠心，封他為左拾遺。後世稱他為杜拾遺，就是這麼來的。他不懂官場的厲害，只知道知無不言，結果上任不久就貶了官。由於俸祿太少，又當戰亂，他乾脆棄官，從此走上了日甚一日的苦難。也許真的詩是窮而後工吧，時代用冷酷的目光選中了杜甫，讓他受盡種種磨難，用枯瘦的手去蘸起人民像墨汁一樣的濃黑的悲哀，來記錄盛唐這個偉大的時代如何走向沒落。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備受後人賞愛，可是又有誰知道，那每一個字都是他眼中的淚，都是他心裡的血，都是他無可奈何的慘叫！
後來，他繞道甘肅成縣進入四川，一路上他聲酸詞苦地唱著：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食橡慄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裡。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他一路這樣吟唱著，終於來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資助下，他建成了這個草堂。“但有故人供祿米，餘生此外更何求”（《江村》），他臉上終於閃起了一絲微笑。他被表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因此後世也稱他為杜工部。他心情輕快地唱著“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
可是好景不長，他的朋友死了，他又失去了依靠。以後，他還在四川流落了幾年，才終於由湖北轉入湖南。路過岳陽樓時，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淚流。（《登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整個江南地區被洞庭湖分割在東南兩側，無垠的天空也在湖面上漂浮著。這時杜甫已經五十七歲，離去世只有兩年了。要不是有文獻資料為證，誰敢相信如此氣魄雄渾的詩句，竟是個多病的老人寫下的。
公元八世紀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杜甫五十九歲時，終因貧病交加，死在湘江上的一條小船上。一個對中國詩歌有過重大影響的詩人，就這樣淒涼地消失了。沒有人為他送葬，沒有人為他默哀，只有滔滔的江水永遠鳴奏著他詩中訴不盡的悲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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