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有大禹治水的傳說、西方有諾亞方舟的傳說？在彼此隔離的情況下卻出現類似的記錄，最有可能的解釋就是“大洪水時代”的確存在過。為什麼世界上語言成百上千種，但每種語言所描述各種具體或抽象的概念卻可以基本上做到一一對應？最有可能的解釋就是：人類是同宗同源，而且在彼此遷徒、地域隔離之前就已經形成了這些具體或抽象的概念；又因為長期地域隔離的關係，方言差異越來越大，以至於形成了“語種”；然而，語種同源、概念相通，所以彼此之間可以翻譯。為什麼古今中外各個國家，從皇帝、國王、元首到普通民眾都會“不約而同”地看重“祭祀”呢？祭祀有沒有實用價值？是不是“不文明”“不開化”的表現？當然不是。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祭祀”的本源，一是祈求好運，二是占卜。為什麼這兩件事有資格成為“國事”呢？“祈求好運”，是因為哪怕是一國之君、人間領袖，也依然“沒有掌控權”、“沒有呼風喚雨的能力”、“只能被安排”、“只能順從”。“占卜”，是因為“預判得準不準”，“有備還是無備”，是“適者生存”最重要的倚仗。
“操控能力”重要，還是“預判能力”重要？這本來是沒什麼值得討論的基本常識。然而，隨著科技的發展、文明的發展，這個基本常識反而卻被很多人在很多場合下忽視掉了。“職位”與“權力”被曲解為：“職位，就是代表多少有操控能力”“只有手握大權，有了操控力，才能有所作為；沒有權力、沒有操控力，就啥也幹不了”。這種想法，危害極大：一方面，當權者會認為自己可以有權“為所欲為”、不受節制；另一方面，無權者會認為“無需理會自己職權範圍之外的事情，就算想得對，也什麼都做不了，都是徒勞”。無論哪種角色，二者都會認為“預判無用，不如實權”，果真如此麼？
以股市為例，幾科所有炒股相關的“寶典”，都會以“操盤手”、“坐莊”的視角大書特書，讓讀者看後大呼過癮，然後信心滿滿地“我也能當操盤手、也能坐莊”。這種感嘆，就好像知道了“紙幣是人為製造發行的”，於是就幻想著“自己也有朝一日可以親自來印錢”一樣。假如“不能自己操盤”“不能自己印錢”，只能做散戶、做普通老百姓，那學這些有什麼用？學會了這些，能夠預判得準“股價走向”、“匯價走向”、“物價走向”，動動手指頭也能賺錢，難道不是麼？所以，有“預判能力”隨時隨地都有機會；不立足於“預判能力”，只考慮“有權沒權”，那就沒有什麼可琢磨的事了。對於一個項目、一件工作任務來講，也是如此：“謀定而後動，知止而有得”，“預判走勢”、“依勢而動”是最重要的，不看走勢，只一味地“動”，就有可能因“亂動”而打破了瓶瓶罐罐，結果跟所願背道而馳。
古今中外，真正達到領袖級別的人物，並沒有多少是像想象的那樣“為所欲為”，恐怕並不是因為他們“傻”或者“清心寡慾”，而是沒有人能真正能做到“呼風喚雨”，所以，這些“在其位者”會更懂得“預判走勢”的重要性，更懂得要“遵重規律，有備無患，順勢而為” 的重要性。這次新冠下，各國領導人無一不是在“預判疫情走勢”、“預判輿情走勢” 、“預判經濟走勢”一個個忙得焦頭爛額，有誰還敢信誓旦旦地拍胸脯說“我有這個權力，有這個能力保證能控制XXX”。誰會這麼說，才是真正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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