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分享轉發：唐宋時期敦煌地區教育消費探析
摘要：唐宋時期敦煌的教育體制大致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官學指州、縣學；私學指家學、義學、寺學等。官學主要進行的是儒家教育，為國家培育科舉入仕的人才；私學則主要承擔了敦煌地區啟蒙教育與中等教育的任務。歷史時期敦煌社會“人生儀禮”的核心是文化認同，而教育消費則是這種認同的外化形式之一。
關鍵詞：唐宋時期；敦煌；教育消費
教育消費以獲取知識、技能為主要目的，是精神生活消費中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由受教育者或家庭以貨幣或實物為支付方式的消費，包括成人與未成人教育消費。教育消費是在一定物質基礎上從事的消費行為，是消費結構中的發展消費部分，屬於投資性消費。它具有啟蒙、益智、教化、發展個性、提高素質等社會功能，是人口素質提高和社會文明進步的動力。高明士先生認為，所謂唐五代宋初敦煌的教育，包括官、私學，官學指州、縣學；私學指家學、義學、寺學等[1]P232。
唐宋時期敦煌的教育體制大致有官學和私學兩種，私學主要承擔了敦煌地區啟蒙教育與中等教育的任務。唐代，有郡(州)學、郡(州)醫學、縣學，民間有義學吐蕃佔領時期及晚唐宋初，寺學發展，金光明、蓮臺、靈圖、龍興、淨土、永安、三界、大雲、顯德、乾明諸寺皆有學。官學外，唐末至宋初又有伎術院。先後還有不少私辦學塾，例如張球學、白侍郎學、範孔目學、李家學、就家學；又有巷社辦的“社學”。學生的稱謂有：官學生稱學生、學士或上足子弟，寺學、私學、社學學生稱義學生、學郎、學士郎或學仕郎。教學內容：童蒙學習《千字文》、《開蒙要訓》，歸義軍時期又有《百家姓》、《太公家教》、《蒙求》；稍長學《孝經》、《論語》、《毛詩》、《左傳》、《戟梁傳》、《尚書》、《禮記》等；專科教材：醫學有醫經、醫論、方藥、針灸、脈訣及醫藥文學等；伎術學有《葬經》、《宅經》、《靈棋經》、《易三備》、《走天圖》、《算經》、《星佔書》《一七耀曆書》等；公犢學有《兔園冊府》、《記室備要》、《篙金》、“類書”、“書儀”以及“律”、“令”、“格”、“式”等；佛學教材包括佛家經律論以及佛教文學；蕃佔之前，還有道學專業教育，蕃佔以後，似被取消。此外蕃佔之前還有《史記》、《漢書》、《楚辭》、《文選》、《唐詩選》等作為教材的[2]P596。
唐宋時期前期的教育以官學為主，教育消費也以官學消費為主。京師和地方皆有官置的學校，皇室及功臣子弟就讀於京師學校，而敦煌地區的普通庶民子弟則在敦煌郡(州)學、縣學內就讀關於唐宋時期敦煌官學的文獻記載，如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載曰：
1州學右在城內，在州西三百步。其學院內，東廂有先聖
2太師苗(廟)堂，(堂)內有素(塑)先聖及
3先師顏子之像。春秋二時奠祭。
4縣學右在州學西連院。其院中，東廂有先聖太師苗
5堂，(堂)內有素(塑)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春
6秋二時奠祭。
7醫學右在州學院內。於北牆別構房宇安置。
P. 5034《沙州都督府圖經》又云：
1一所縣學右在縣城內，在西南五十步。其(院中，東廂
2有先聖太師廟)堂，堂內有素(塑)
3及先師(顏子之像)。(春秋二時奠祭)。
官學主要進行的是儒家教育，為國家培育科舉入仕的人才。進入官學的學費，政府有明確規定，如神龍二年九月救：“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正。四門學，絹二正。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正。皆有酒醋。其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3]敦煌官學屬州、縣學，依此每生各絹一匹。蕃佔以後，敦煌的教育似逐漸轉為以私學為主，教育消費也以私學消費為主。張、王、李、索、曹、令狐、匯、陰等東漢以來的敦煌大姓，唐以前就是人數佔優勢的姓氏，至開元時期仍在敦煌諸鄉中佔有人口數量上的優勢。吐蕃佔領時期和歸義軍統治時期，除了出現一些新的姓氏和家族外，原來的人口比例和姓氏分佈並無大的變化，但由於中央權威日衰，至歸義軍時期，敦煌社會再次出現了豪族勢力把握政局的局面。這些世家豪族為了保持其優越的地位，很重視對子女的家學教育投資。同樣，出於對教育重要性的認識，敦煌的一般百姓家庭也很注意對子女的家學教育消費如P.2718《王梵志詩一卷》(首題)本言：“欲得兒孫孝，無過教及身，一朝千度打，有罪更須慎”S.5655《太公家教一卷》(尾題)雲：“養子不教，費人衣食……養男不教，為人養奴；養女不教，不如養豬”P.2600《武王家教一卷》(首題，但富俊又堡掉)亦言：“武王曰：“何名為一錯，”太公曰：“養子不教為一錯。”
但是對於男子與女子的教育，因不同的期許目標教育消費內容還是有所不同。如S.0479《太公家教一卷》言：
武王日：“欲教子孫如之何?”太公答日：“……為人恭孝，為父威嚴……擬待明君；女教針縫，不犯七出。”
又如《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也談到[4]P426：
經道嬰孩童子，乃至盛年，講教禮儀。人家男女，從小至大，須交禮儀。是男即七歲十歲己來，便交入學……女男漸長成人子，一一父娘汞訓示；臺(抬)舉還圖立得身，招交只要修仁義。囑仙(先)生，交文字，孝養禮儀須具備；未待教招一二年，等閒讀盡諸書史。……為女身更不異，最先須且教針指，……
再如P.2418《父母恩重握蒲握文(鏽俗第六)》(尾題)與北8692河012《父母恩重俗文》所載男女自小教養觀念的差異：
(一)
女男漸長成人子，一一父娘汞訓示；
抬舉還徒(圖)立得身，招交(教)只要修仁義。
囑仙(先)生交(教)文字，孝養禮儀須具備；
未待教招一二年，等閒讀盡諸書史。
高低盡道好兒郎，遠近皆言骨氣異；
成長身為大丈夫，風流儒雅真公子。
堂堂六尺丈夫身，雪色衣裳稱舉人；
霄漢會當承雨露，高科登第出風塵。
(二)
為女身，更不異(易)，最先須且教針指；
呈線呈針鬥意長，對雞對鳳誇心智。
學音聲，屈博士，弄缽調絃渾舍喜；
長大擇時聘與人，六汞九族皆歡美。
天生惠(慧)性異常人，疑是巫山降段雲；
鬢似寒蟬雙展翅，面如蟾月展秋輪。
眉懸柳葉和煙翠，臉奪桃花帶雨新；
聘與他門榮九族，一場喜慶卒難論。
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的義學，即民間私塾教育與以前相比，更為普及和興盛，私塾教育消費也有所發展。據李正宇先生的歸納和考證，文書中能見到的歸義軍時期敦煌民間私塾共有八所，即郎義君學士〔中和五年(885年)前後)、李家學郎〔大順元年(890年)前後)、張球學郎〔約為晚唐昭宗、哀宗(889年一907年)前後)、就家學士郎〔顯德四年(957年)前後)、白侍郎學仕郎〔開寶九年(976年)一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前後)、Y巳孔目學仕郎〔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前後)、孔目官學仕郎〔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前後)、安參謀學仕郎〔雍熙三年(986年)前後)。據《舊唐書》載：德宗時令狐建誣告其妻子與傭教生邢士倫通姦[5]，文中提到的傭教生可能就是被僱傭的家庭教師，其所得的佣金就是受教育者所支付的學費。民間教塾教育的普及，擴大了敦煌各階層、各群體民眾受教育的機會，促進了教育消費的發展。
吐蕃佔領時期，由於吐蕃統治者對於佛教的極力推崇，寺院經濟的發展，以及唐朝“破落官”的不斷湧入空門，使得寺院三學變為僧俗兼收、以《經》、《律》、《論》為主兼授佛學儒學的新型學校。歸義軍統治時期，由於歸義軍首腦的支持，在原有基礎之上，寺學更加興盛。吐蕃佔領時期和歸義軍統治時期，寺學消費的階層既包括吐蕃貴族子弟、世家豪族子弟，也包括普通百姓子弟，消費群體比較廣泛，寺學消費比較普遍。如曹議金次子曹元深曾就讀於三界寺(S.0707《孝握一卷》(尾題))、索勳之孫即張淮深外孫索富通也曾就讀於金光明寺((P.3692《李陵與蘇武書一首》(首題))佛教提倡眾生平等，因此，社會各階層、各群體的子弟均享有進入寺學的平等機會和權利。在現有的敦煌文獻中，並未發現有直接可以證明寺學教育是一種收費教育的資料，因此推斷唐宋初時期敦煌寺學教育似有可能是一種免費教育，其物質基礎在於寺院經濟的發達，其目的主要在於擴大佛教的影響力，是一種帶有歷史時代特點和地域特色的教育消費風俗。
上述這些私學教育的興盛，既打破了唐宋時期敦煌世家豪族、官僚群體對學校教育的壟斷，增加了普通百姓接受教育的機會，也豐富了唐宋時期敦煌社會教育消費的內容，擴大了唐宋時期敦煌社會各階層、各群體進行教育消費的層面。
傳統社會中，人生儀禮關係到社會生活的諸方面，如生兒育女、接受教化、婚喪嫁娶、生活祭禮等諸方面關於“禮”，費孝通先生曾經給出這樣的定義：“禮是社會公認合適的行為規範”。據此張亞輝先生進一步認為：“而禮和法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各自背後既依賴依賴的力量，法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的，而禮卻是靠傳統來維持的”。[6]P12唐宋時期敦煌社會日常生活中的“儀禮”即為後者，是“靠傳統來維護的”。法令可制定嚴格的消費等級，以國家行政手段維護社會秩序。通過對敦煌文獻的解讀，我們發現，歷史時期敦煌社會“人生儀禮”的核心是文化認同，並代代相傳而延續於敦煌的各歷史時期，而與之發生聯繫的消費活動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教育消費即為其中之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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