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詩歌進入春秋戰國以後，出現了人們常說的兩大源頭——《詩經》和《楚辭》。前者一般認為是由古代流傳後經孔子刪定整理的民間樂歌總集，關於《詩經》的研究、考證，歷代迄今，著作輩出。但我們更感興趣的乃是對詩歌美學具有決定意義的創作方法和藝術判斷，也就是所謂“賦、比、興”的問題，直到現代，毛澤東還說詩歌的創作“比興兩法是不可不用的”。後者則是屈原、宋玉等人詩歌的結集。古往今來有關《楚辭》的研究論述：可謂汗牛充棟，倘用現代觀點來分析屈原的作品，至少可以認為，它在詩美的創造上開了西方意象主義和象徵主義的先河。歷來研究《詩經》和《楚辭》的論者，都以為《詩經》和《楚辭》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二水分流，其實這很不確切，因為在《詩經》和《楚辭》裡，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難分軒輊，它們既有多方位的結合，又有多側面的表現，而《詩經》和《楚辭》之所以偉大所以影響歷久不衰，其原因正在這裡。
我們認為，《詩經》和《楚辭》是當時北方文學和南方文學的代表；《詩經》是由俗到雅，而《楚辭》是由雅還俗，這裡的“雅”、“俗”之分，千萬不能小看，因為它們涉及到古代詩歌“源”與“流”的問題。其實真正的詩歌源頭，既非《詩經》亦非《楚辭》，而是久遠的民間創作，中國文學史和詩歌史都充分表明.如果缺乏民間創作的源頭活水，詩歌的花朵就會枯萎，詩歌的生命就會終結。由《詩經》發展《楚辭》，正是屈原等人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汲取民間創作的養料，進行新的藝術創造的結果。從詩歌美學來看，《楚辭》對於《詩經》最重要的有三項創新：（1）體式的創新，由三言、四言而七言，（2）手法的創新，突出地表現在屈原運用創造性的想象，來進行詩歌意象的組合和詩美意境的拓展；（3）韻律的創新，屈原結合民歌的特點，創造出“兮”字的獨特用法，以強調情感的動勢和節奏的抑揚頓挫。
更為重要的是，《詩經》以後，中國文學（包括詩歌）開始向散文化的方向發展，而《楚辭》的貢獻則是把《詩經》詩化的優秀傳統融匯進當時散文化的新潮流中。正如我們在論述原始詩歌時已經指出的，詩歌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產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從藝術類型學上來說，是與不同地域文化的影響相關聯的。據目前能夠掌握瞭解的史料表明，殷周以後的北方民族已經建立起-套完備的宗法社會制度，由北方嚴酷的自然地理環境鑄就的現實思維方式，更因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領域裡一系列“制禮作樂”的革新，而形成強大的理性主義思潮。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周王室的內亂和衰落，大批文物典籍傳入南方，這就為南方民族借鑑和吸收北方文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此後又因儒家孔子的入楚，更使先秦理性精神在南方得到一定的傳播。
然而經濟物質文明較為發達的南方民族，在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方面又一直保持著原始的結構和落後的習俗。南方文化所表現出的這種深刻的內部矛盾性，一則構築起對北方文化南移的抵禦，一則又在部分接納北方文化的親和過程中，形成南方文化獨具的地域色彩和濃烈的浪漫精神。《詩經》主要產生於黃河流域，具有北方樸實、純真和健悍的特點，而《楚辭》主要發軔於長江流域，具有熱烈、奔放和纏綿悱側的特點。二者的區別顯然與南、北方宗教（社會氛圍）、禮俗（自然氛圍）、“務實”同“務虛”的文化差異密切相關。應當指出的是，雖然《詩經》和《楚辭》都源於民間創作.但由於南北方地理環境所決定的民族文化性格的不同，在藝術表現上亦便各呈異彩。
同時，《楚辭》以民間宗教祭祀歌舞為原型，更浸潤著濃郁的南方情調。如果說北方文學是內傾凝重的，那麼南方文學則是開放躍動的。實際上在南方文學中已經把“言志”和“緣情”糅合通融，把審美客體與審美主體連為一體，這就使詩人有可能充分發揮其外觀力與內省力，從而馳騁想象，暢懷抒情，把人引入一個廣袤無垠的藝術天地。由此可見，南方文學的本質屬性就是一種兼收幷蓄的包容性，因而能使北方文學的養分溶入南方文學的肌體，這就為南北文學的交匯和融合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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