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賦體演進而言，到文賦興起的時代，它吸納了漢賦、駢賦和律賦的一些特徵，使賦體進入新的階段。而這一階段之後，賦體的演化沒有得到延續，即沒有能夠產生新的賦體，這意味著賦體在形式上趨於完備，不再能夠超越，賦的體式演化停滯了。賦體的演化過程是賦本身的興衰過程，這種演化雖然說當後者興起的時候，前者並沒有消亡，但社會對賦體的關注點畢竟在轉移，賦家的創作趣味也有所不同，文賦在宋以後沒有出現過新的高潮，文賦的成就沒有誰能夠超越蘇軾，這表明賦體已呈衰落之勢。辭賦的衰落始於元代的中後期，郭維森、許結在《中國辭賦發展史》中說：“元代中後期辭賦基本延續前期風格，作家雖眾，然因缺乏創造性，故顯得頹萎不振。”
他們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科舉考試使士子崇尚利祿，為經世之學而不好詩賦；二是元朝統治者因政治需要，宣揚儒教，提倡程朱理學中的綱常理論；三是民間雜劇、散曲、說唱等俗文學的崛興，文風轉移，詩賦等正統文學遭到冷落。他們在這裡說到的科考指向，重經世之學而輕詩賦，重理學而輕文情，重俗文學而輕正統文學，的確是元朝以後辭賦漸趨衰落的重要因素。這種情形影響到明、清兩代，八股文之興也是把經世之學和理學結合在一起的。《明史·選舉》記載的朝廷選舉制度，以四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文仿經義，體用排偶，稱為八股，又名制義。士人好為八股之作，是仕途的必需，文壇風氣為之一變。它們影響到辭賦的創作，以致有的賦具備八股的特徵，人稱股賦，其實仍然應隸屬於文賦。
而這裡提到的俗文學，在明清除了戲曲之外，自宋以來的講史、說話也在不斷地發展，小說成為最突出的文學樣式，表現出新的審美趣昧和追求。明初劉基從元人明，為詩文重諷喻尚教化，為賦亦然，所作多為騷體，如《吊祖豫州賦》的悼祖逖遭逢庸愚，有志莫伸的命運，最後說：“龍噓而云兮，夫豈不能自翔？鴻鵠舉翮而千里兮，又何必懷此鄉。魚遊思故淵兮，鳥棲思故林。吾固知將軍之不忍兮，惜庸夫之無心。”劉基感慨祖逖的生不逢時，在他所認為的有志當“自翔”和認識到的祖逖棄國的“不忍”，是以歷史的一幕來觀照深陷在仕元與仕明兩難中的自我。他還有《吊諸葛武侯賦》、《吊嶽將軍賦》，懷古傷今。與劉基同時的宋濂的《孤憤辭》.高啟的《聞早查賦》也是騷體之作，表現人生的哀怨。
這影響了賦壇的復古風氣，稍後的方孝孺作《吊武陵賦》、《釋思辭》，童冀作《述志賦》，薛璀作《黃河賦》也為騷體。即使是這一時期辭賦創作筆鋒很健的胡儼，所作《滕王閣賦》，仿唐王勃《滕王閣序》和宋范仲淹《岳陽樓記》而成，看似文賦，卻兼用騷體。這種風氣到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中演為高潮。前七子的領袖李夢陽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他在《潛虯山人記》裡說過“唐無賦”、“漢無騷”，力求承襲漢前之騷、唐前之賦的傳統。李夢陽最為人稱道的是騷體《觀禁中落葉賦》，他“覽宮樹之隕零兮，哀貴賤而並凋。辭珍柯而永絕兮，遴迴風而吹舉”，由此生髮的不過是宋玉式的悲土不遇。
文賦《疑賦》大體運用四言，一唱三嘆，“當晝而夜，宵中日出；我黑彼白，婦須男裼。鉛刀何鑽，湛盧何鈍？丈則謂短，謂長者寸。鳳鳴翩翩，群唾眾愆；鵂鶥胡德，見之慕焉？”隨之對盜蹠橫行，顏回、原憲貧賤之類社會現象的感慨、斥責，也只是西漢賈誼《吊屈原賦》、東漢趙壹《刺世疾邪賦》賢愚倒置式的憤怒，雖然蘊含了現實的人生精神而有建安風骨的韻味，但賦的表現風格終究有很深的模仿痕跡。後七子的辭賦創作以王世貞的影響最大。王世貞在當時享譽海內，他的賦議論時政，言志抒懷，對社會現實多有諷喻批判，如主要以文賦體寫成的《老婦賦》運用比興，借老婦的醜陋淫蕩譏刺嚴嵩，批評朝政，在憤世嫉俗上體現了時代風貌和文人氣節。而騷賦最得王世貞貫識的盧楠，多仿屈原的《離騷》。
其後，雖有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公安三袁登上文壇，但在辭賦的創作上，沒有矯俗的自覺，作品寥寥。其後的競陵派鍾惺的小品賦如《燈花賦》、《秦淮燈船賦》，以自娛流露出新的氣象，卻進入明代的尾聲了，優時憫亂之賦漸起，一些賦成為時代的聲音，如昊應箕的《憫亂賦》、夏完淳的《大哀賦》。不過，清代因康、乾盛世和文化一統同在，朝廷的文字獄與文人的幹祿求進並行，導致辭賦得以復興。這有四個標誌。其一是賦家眾多，古文家、駢文家都事賦作，騷體、駢體.律體、文體賦兼備。其二是賦的題材出新，尤其是以地域為賦，如紀曉嵐的《烏魯木齊賦》、和寧的《西藏賦》、徐松的《新疆賦》等。
其三是賦論雲湧，浦銑的《歷代賦話》、李調元的《雨村賦話》、王芑孫的《讀賦卮言》、劉熙載的《賦概》等都影響一時。其四是賦的輯錄產生了陳元龍的《歷代賦匯》、張惠言的《七十家賦鈔》等大型選本。清初的明末遺民、身為思想家和文學家的王夫之長於騷體賦，《九昭》是仿《九章》、《九辯》之作，抒明亡的哀情，《惜餘鬢》則借代學生唐端笏抒情表現自己不願與清朝合作的內心世界。他的律賦《孤鴻賦》悼念亡兄介之，敘兄弟情誼和兄亡已存的悲苦，哀婉動人。黃宗羲也是當時著名的學者，他曾以騷體的《避地賦》自敘人生，所作賦多為詠物，如《獲麟賦》、《海市賦》，前者借獲麟說災樣之理，恣縱平易；後者以海市敘怪異之事，奇幻華美。
清代辭賦在順治以後，到嘉慶年間，隨著社會轉型之後政治、經濟的平穩發展漸興，騷賦有施閨章的《粵江賦》、《大樟賦》，張惠言的《遊黃山賦》；駢賦有陳維嵩的《滕王閣賦》、《看弈軒賦》，吳兆騫的《長白山賦》、《秋雪賦》，汪中的《哀鹽船文》，彭兆蓀的《雁門關賦》；文賦除了上面提到的地域賦外，還有朱彝尊的《謁孔林賦》、納蘭性德的《五色蝴蝶賦》、胡敬的《窮村賦》。而律賦因為科舉制義的關係，一直不衰，只是少有為人稱道之作。辭賦創作蔚為風氣，無論是賦體還是賦的風格，都呈現為多元化的色彩。其後，隨著清王朝的沒落，辭賦的創作也趨於沒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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