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認為西方理性化進程主要表現為技術理性的發展和在各個生活領域的全面滲透，然而技術理性本身無法解決生活世界的價值觀問題，因此哈貝馬斯提出了溝通理性的概念，試圖通過溝通行為的理性化進程解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面臨的諸多危機。其理論因而被稱為"溝通行動理論"。
哈貝馬斯認為知識的產生根源於人類的三種旨趣(利益)，相應也有三類知識，否認歷史一解釋知識、經驗一分析知識和技術控制旨趣的統治地位，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為了克服動機危機和信任危機，批判理論必須重視互動過程和溝通過程，只有通過溝通行動才有可能把人類從被統治中解放出來。哈貝馬斯的知識旨趣說、技術統治論和溝通行動論等學說，作為綜合的社會批判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學者稱，"哈貝馬斯與霍克海默之間圍繞著對'經驗與規範'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開的衝突，只是社會研究所內部諸多矛盾中的一個，僅僅是由於他們二人分別作為法蘭克福學派兩代人的代表才顯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們之間的代際衝突之外，法蘭克福學派內部同輩人之間也是摩擦不斷，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與弗洛姆之間圍繞著精神分析理論產生了嚴重的分歧，直至最終分道揚鑣，老死不相往來;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諾曼(Franz Neumann)等人關於'權威國家'的法哲學理論，在霍克海默為社會研究所擬訂的總體研究計劃中一直被排擠在邊緣地位(據說被排擠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興趣有所牴牾)，默默無聞，至今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馬爾庫塞的激進主義哲學則完全背離了法蘭克福學派原初的'理論與實踐的同一性'的理論前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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