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克魯頓還是一個特別純粹的人，或者說，斯克魯頓是一個全方位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保守主義不僅僅是其政治立場，也是其哲學、美學等觀念立場，在他身上這些觀念都是一體的。
即便有了電視，也很難改變英國人一邊用早餐一邊看報的習慣。
2016年1月11日早晨，我在英國曼徹斯特的一家小旅館用餐，桌邊當地人留下了一疊報紙，報紙的封面新聞是大衛·鮑威（David Bowie）去世，內文有“封面故事”詳細介紹了他的一生，他被稱為英國的“時尚傳奇”。當天，我發了微信朋友圈，國內外朋友許多人都瞭解他，評論了我的朋友圈。
2020年1月12日，英國哲學家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去世，我在北京向英國同事詢問，據說他在報紙上沒有享有大衛·鮑威同樣的“待遇”。當然，斯克魯頓不是時尚明星，所以英國不會像對待明星那樣對待他，中國人瞭解和研究斯克魯頓的更是寥寥無幾。然而，在我看來，他的學術地位卻不容忽視。
這倒讓我想起另外一張報紙。2010年，我陪校長崔希亮到美國出差，在華盛頓杜勒斯機場的咖啡廳等候轉機，校長從報架上隨便取了一張報紙，頭版居然是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批評美國的時評文章。這讓我非常驚訝，因為，雖然喬姆斯基大名鼎鼎，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位語言學家。此後，崔希亮校長曾邀請並促成了喬姆斯基前來中國訪問，使我對他語言學家之外的左派“知識分子”身份有了更多的瞭解。喬姆斯基在語言學研究上的成名作是《生成語法》，而他在知識界的成名作則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最近，美國大學艾布萊姆·肯迪（Ibram X. Kendi）教授題為“你是知識分子嗎（Are You an Intellectual）？”的演講視頻在學術領域的“朋友圈”中被廣泛傳看。演講大意是：擁有博士學位、教授頭銜的人並不必然意味著是知識分子，成為知識分子與擁有“知識”的多少並不直接關聯。知識分子是不斷創新、開放包容的人，是不斷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人，是不斷為人類而非個體追求真理的人。顯然，肯迪延續了喬姆斯基的“知識分子”傳統。
與喬姆斯基相比，生活在大洋彼岸英國的斯克魯頓有很多不同。比如，斯克魯頓出生的第二年，17歲的喬姆斯基已進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開始學習哲學和語言學；1971年，當喬姆斯基與福柯（Michel Foucault）進行著名的世紀對話時，斯克魯頓才剛剛開始其在倫敦大學的教書生涯……除了這些之外，他們最重要的不同則是：喬姆斯基屬於激進的左翼，斯克魯頓則是保守主義的代表，可以說在思想觀念上兩人針鋒相對。儘管如此，這些都不會影響逝去的斯克魯頓與健在的喬姆斯基一樣，被稱為“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有著同樣的知識分子擔當和批判精神。事實上，託利黨議員丹尼爾·漢楠（Daniel Hannan）和歷史學家蒂姆塞·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在悼念斯克魯頓時也都是這樣稱讚他的。丹尼爾·漢楠說，斯克魯頓的去世，意味著英國失去了一位豐碑式的知識分子；蒂姆塞·阿什則稱他為一位卓越的知識分子。
除了持之以恆的批判精神之外，思想立場的堅定性也可以說是歐美知識分子的一大重要特徵，而批判精神和毫不動搖的堅定立場，又恰好使得知識分子得以發揮其在社會中的張力與制衡作用，以免社會發展和運行因滑向一方而“脫軌”或偏航。斯克魯頓的保守主義立場形成之後，縱向上表現在他自始至終一直保持和維護這樣的立場，橫向上則表現在其思想和學術的方方面面。他一生為此而不懈努力，在政治學、哲學、美學等領域全面守衛傳統，堅持保守主義立場，不斷迎接右翼的進攻和挑戰，同時也發起反擊和衝鋒。他曾在其《新左派的思想家》（Thinkers of the New Left）中抨擊包括福柯在內的14名傑出的知識分子，還曾因在專欄中撰文抨擊民權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和反越戰運動而遭到左派的攻擊和圍堵。
要知道，民權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在當時曾獲得很多人的支持和參與，真可謂如火如荼，被認為是代表著時代進步的運動；越戰的失敗也是世所共知的事實，反對越戰的聲音當時也是一浪高過一浪。斯克魯頓卻絕不隨波逐流，而是像守護自己的信仰一樣堅定保守主義哲學和政治立場。實際上，喬姆斯基就是一個激進的反越戰運動的參與者，斯克魯頓有一段時間曾在波士頓大學教書，離喬姆斯基所在的麻省理工學院（MIT）並不遠。如果當初有人像安排喬姆斯基與福柯對話一樣，也安排喬姆斯基與斯克魯頓來一場對話，相信一定會非常精彩。（via 社會科學報 點擊“瞭解更多” 獲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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