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克鲁顿还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或者说，斯克鲁顿是一个全方位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保守主义不仅仅是其政治立场，也是其哲学、美学等观念立场，在他身上这些观念都是一体的。
即便有了电视，也很难改变英国人一边用早餐一边看报的习惯。
2016年1月11日早晨，我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家小旅馆用餐，桌边当地人留下了一叠报纸，报纸的封面新闻是大卫·鲍威（David Bowie）去世，内文有“封面故事”详细介绍了他的一生，他被称为英国的“时尚传奇”。当天，我发了微信朋友圈，国内外朋友许多人都了解他，评论了我的朋友圈。
2020年1月12日，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去世，我在北京向英国同事询问，据说他在报纸上没有享有大卫·鲍威同样的“待遇”。当然，斯克鲁顿不是时尚明星，所以英国不会像对待明星那样对待他，中国人了解和研究斯克鲁顿的更是寥寥无几。然而，在我看来，他的学术地位却不容忽视。
这倒让我想起另外一张报纸。2010年，我陪校长崔希亮到美国出差，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咖啡厅等候转机，校长从报架上随便取了一张报纸，头版居然是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批评美国的时评文章。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虽然乔姆斯基大名鼎鼎，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位语言学家。此后，崔希亮校长曾邀请并促成了乔姆斯基前来中国访问，使我对他语言学家之外的左派“知识分子”身份有了更多的了解。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研究上的成名作是《生成语法》，而他在知识界的成名作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最近，美国大学艾布莱姆·肯迪（Ibram X. Kendi）教授题为“你是知识分子吗（Are You an Intellectual）？”的演讲视频在学术领域的“朋友圈”中被广泛传看。演讲大意是：拥有博士学位、教授头衔的人并不必然意味着是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与拥有“知识”的多少并不直接关联。知识分子是不断创新、开放包容的人，是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人，是不断为人类而非个体追求真理的人。显然，肯迪延续了乔姆斯基的“知识分子”传统。
与乔姆斯基相比，生活在大洋彼岸英国的斯克鲁顿有很多不同。比如，斯克鲁顿出生的第二年，17岁的乔姆斯基已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学习哲学和语言学；1971年，当乔姆斯基与福柯（Michel Foucault）进行著名的世纪对话时，斯克鲁顿才刚刚开始其在伦敦大学的教书生涯……除了这些之外，他们最重要的不同则是：乔姆斯基属于激进的左翼，斯克鲁顿则是保守主义的代表，可以说在思想观念上两人针锋相对。尽管如此，这些都不会影响逝去的斯克鲁顿与健在的乔姆斯基一样，被称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知识分子担当和批判精神。事实上，托利党议员丹尼尔·汉楠（Daniel Hannan）和历史学家蒂姆塞·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在悼念斯克鲁顿时也都是这样称赞他的。丹尼尔·汉楠说，斯克鲁顿的去世，意味着英国失去了一位丰碑式的知识分子；蒂姆塞·阿什则称他为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
除了持之以恒的批判精神之外，思想立场的坚定性也可以说是欧美知识分子的一大重要特征，而批判精神和毫不动摇的坚定立场，又恰好使得知识分子得以发挥其在社会中的张力与制衡作用，以免社会发展和运行因滑向一方而“脱轨”或偏航。斯克鲁顿的保守主义立场形成之后，纵向上表现在他自始至终一直保持和维护这样的立场，横向上则表现在其思想和学术的方方面面。他一生为此而不懈努力，在政治学、哲学、美学等领域全面守卫传统，坚持保守主义立场，不断迎接右翼的进攻和挑战，同时也发起反击和冲锋。他曾在其《新左派的思想家》（Thinkers of the New Left）中抨击包括福柯在内的14名杰出的知识分子，还曾因在专栏中撰文抨击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反越战运动而遭到左派的攻击和围堵。
要知道，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在当时曾获得很多人的支持和参与，真可谓如火如荼，被认为是代表着时代进步的运动；越战的失败也是世所共知的事实，反对越战的声音当时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斯克鲁顿却绝不随波逐流，而是像守护自己的信仰一样坚定保守主义哲学和政治立场。实际上，乔姆斯基就是一个激进的反越战运动的参与者，斯克鲁顿有一段时间曾在波士顿大学教书，离乔姆斯基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并不远。如果当初有人像安排乔姆斯基与福柯对话一样，也安排乔姆斯基与斯克鲁顿来一场对话，相信一定会非常精彩。（via 社会科学报 点击“了解更多” 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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