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影視劇裡肯定經常看到所謂告御狀的情形吧，在封建社會中，人們都是喜歡告御狀的。說到底，告御狀其實是自古以來的尋找清官意識的一種極端表現，因為現實生活中畢竟“天下烏鴉一般黑”，清官可遇而不可求，而皇帝卻是時時刻刻存在的對象，雖然告御狀難度極大，但卻具有相對具體的屬性，因而使得下層民眾有了實現自己願望的某種可能。
那麼，以前人們為什麼具有深刻的告御狀意識呢？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自古以來不是法治而是人治的社會，人的作用遠遠大於律法，但告御狀困難也不少，就拿最近的明清兩朝來說，一是皇帝不好見，皇帝都深藏在紫禁城中，即使皇帝有心聽聞民間的冤屈，也未必有那個時間和精力。
二是告御狀一般都是平民老百姓，一般告的對象都是官僚，因此能否有命去告御狀，實在是一件很懸的事情，並且古時候出門還需要路引，沒有路引說不準半路就被官兵當流寇給切了。三，告御狀需要付出極高的成本，古時候交通不發達，出門基本靠兩條腿，沒錢就準備一路乞討吧，路上還不得走上幾個月。除了上面的成本之外，對於告狀者本身，就統治階級所制定的律法而言，也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在電影電視劇中看到的滾釘子板之類的都是輕的，即使所控告為實，也要挨板子或者流放或者砍頭。
明大誥
在明初反而非常支持百姓告官，朱元璋制的《大誥》，明確地提出，百姓如果要告官，可以直接抓了送去給朱元璋，沒有路引的話，大誥就可以當路引用。
不過到了明後期，大誥基本就退休了，改用大明律，大明律裡幹名犯義條款，不過裡面只是說不許告長輩主家而已，並沒有談及告官。
再看一下乾隆朝，乾隆二十二年，河南夏邑縣發生了嚴重的水災，百姓流離失所。當時乾隆結束了第二次南巡，在返京途中，遇到了兩個告御狀的夏邑縣農民。關於水災的事情，乾隆略知一二。在幾天之前，退休官員彭家屏已經向乾隆上奏摺舉報過一次。彭家屏是夏邑人，在奏摺上說了河南西部已經多年遭受災害，今年特別嚴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員卻無動於衷，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罪不可赦。
對於彭家屏的舉報，乾隆是不太相信的。乾隆本就不太喜歡彭家屏這個人，他認為退休在家的官員不得再幹預時政。他首先預判圖勒炳阿和彭家屏有矛盾，彭藉機誇大其詞。作為皇帝，乾隆每一分鐘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進官員們設下的圈套，成為他們鬥爭的工具。
就在這件事情發生了兩天之後，皇帝又遇到了一名告御狀的，名叫劉元德，同樣是夏邑人，同樣是狀告當地父母官賑災不力。連續的這兩起夏邑人告狀，觸動了乾隆敏感的神經，他聯想到彭家屏，這僅僅是巧合嗎？習慣於危機思維和陰謀思維的皇帝第一時間判定，這很可能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活動。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這就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顛覆帝國政治秩序的行為。
向來防微杜漸的乾隆要斬釘截鐵地剷除這個苗頭。他命人把劉元德關起來，細細審問。他決心要把他素來不太喜歡的彭家屏從這個案件中挖出來，最好釀成一樁震動天下的大獄，殺一儆百，以警告天下。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嚴刑拷打下，劉元德交代，他來告御狀，路費不是自己出的，是夏邑縣的兩個秀才段昌緒和劉東震共同資助的。這兩人鼓勵他扳倒縣太爺，顯然，乾隆對這個審判結果並不滿意，沒有把彭家屏挖出來，只有把彭挖出來，才能製造震動全國的效果。
就在乾皇帝下達了繼續審劉元德，並且逮捕段昌緒和劉東震的命令後，到河南暗訪的親信回來了，確定了夏邑之災是大水災。皇帝陷入了尷尬。看來地方官確實罪不可赦，圖勒炳阿欺君罔上，不嚴肅處理不足以平民憤。
可是，如果因為老百姓告御狀而摘了巡撫和縣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國開創了一個極為不好的先例。這個“平民扳倒巡撫”事件必然成為爆炸新聞，給本就不穩定的局勢火上澆油，豈不極大助長底下刁民的鬥爭。深思熟慮之後，乾隆做出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決斷。嚴肅處理地方官。圖勒炳阿被革職，發配充軍。夏邑縣、永城縣兩知縣被革職。其次彭家屏被勒令回家，以後不得干預公務。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三人，交給山東巡撫審辦，一定要查出背後主使。
隨後乾隆給夏邑人下了一篇諭旨：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意思是說官員是民之父母，那麼皇帝自然是爺爺了。爺爺是疼愛孫子的，但是遇到孫子和自己的親爹作對，明智的爺爺會怎麼做呢？顯然，他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因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會反抗祖父。同時，他還要把孫子交給自己的兒子，讓他好好處理。他知道，自己的兒子十分明白怎麼處理這些孫子，才能使他們記住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亂。
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兒子”賑災不行，但是處理“孫子”造反事件，卻極富政治天分。
乾隆把告御狀的三人交給山東巡撫查辦。山東巡撫當交給夏邑知縣，也就是那個被夏邑人一告再告的知縣，這知縣知道自己的烏紗馬上不保，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辦理這個案子。他親自帶領人馬，前往秀才段昌緒家，對段家徹底搜查。特別是對書籍文章，要片紙不留。他知道，皇帝對文字獄特別有興趣。這些秀才積習難改，一定會寫一些文章之類的，果然沒失望，縣令在秀才家搜到了吳三桂起兵反清時的檄文抄本，如獲至寶，立馬把這一成果彙報給圖勒炳阿，圖勒炳阿又添油加醋一番，轉給了皇帝。
雖然乾隆在夏邑事件上各打了五十大板，但是“平民扳倒巡撫”的消息仍然傳遍了大清各省，那個敢於告御狀的人成為了英雄，讓乾隆皇帝感到之前的處理非常不妥當，於是果斷採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夏邑縣知縣孫默以及河南巡撫圖勒炳阿能偵破這樣的反清大案，“尚屬能辦事之員”。偵破反清政治大案之功與賑災不力這樣的小過不可同日而語，“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因此不必革職，仍留原任。
第二，命令直隸總督方觀承前往河南，與圖勒炳阿一起徹查此大案，特別是要查清楚這個反清的檄文到底從哪裡抄來的，背後有沒有其他組織。
皇帝的上諭中，莫名其妙地說了這麼一句，命令方觀承會同圖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檢查彭家是否也有這道偽繳。
顯然，皇帝一定要將退休二品大員彭家屏牽連到案子中，才算罷休。
經過審訊，劉元德交代他的御狀曾經給彭家屏的侄子看過，這從側面證明，彭家屏和這個告御狀事件確實有關，皇帝的判斷是正確的。皇帝對這個結果很是基本滿意，大臣們認為，這個案子性質嚴重，必須嚴肅處理。段昌緒應該按照大逆罪，凌遲處死。對於彭家屏，賜他自盡，兒子秋後處斬。並沒收家裡全部財產。對於彭家的幾千畝土地，皇帝的處理手法更是十分出奇，既然你願為貧民強出頭，那麼就把你的土地分給該地貧民吧，成全你的心願。
皇帝還特別命地方官員，深入民間，瞭解百姓對此處理的反應。據河南布政使彙報，在聽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賞給貧民後，老百姓一致認為，彭家屏死有餘辜，皇帝無比正確。
在封建社會廣大農民的意識之中，基本所有人終生都無法接觸到皇帝，而皇帝在面上還要維護一下自己勤政愛民的形象，因此人們一般都對皇帝抱有某種理想化的情緒。但皇帝也未必是一個好皇帝，就像上面所說的乾隆一樣，告御狀要付出極大代價的，告御狀意識的實質實際是拿自己的所有在孤注一擲，因為在這些人而言，生命的存在假如不通過告御狀實現一個基本的公平正義，那麼就已經沒有了存在的理由，即對社會已經完全絕望，告御狀是最後的一線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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