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影视剧里肯定经常看到所谓告御状的情形吧，在封建社会中，人们都是喜欢告御状的。说到底，告御状其实是自古以来的寻找清官意识的一种极端表现，因为现实生活中毕竟“天下乌鸦一般黑”，清官可遇而不可求，而皇帝却是时时刻刻存在的对象，虽然告御状难度极大，但却具有相对具体的属性，因而使得下层民众有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某种可能。
那么，以前人们为什么具有深刻的告御状意识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自古以来不是法治而是人治的社会，人的作用远远大于律法，但告御状困难也不少，就拿最近的明清两朝来说，一是皇帝不好见，皇帝都深藏在紫禁城中，即使皇帝有心听闻民间的冤屈，也未必有那个时间和精力。
二是告御状一般都是平民老百姓，一般告的对象都是官僚，因此能否有命去告御状，实在是一件很悬的事情，并且古时候出门还需要路引，没有路引说不准半路就被官兵当流寇给切了。三，告御状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古时候交通不发达，出门基本靠两条腿，没钱就准备一路乞讨吧，路上还不得走上几个月。除了上面的成本之外，对于告状者本身，就统治阶级所制定的律法而言，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滚钉子板之类的都是轻的，即使所控告为实，也要挨板子或者流放或者砍头。
明大诰
在明初反而非常支持百姓告官，朱元璋制的《大诰》，明确地提出，百姓如果要告官，可以直接抓了送去给朱元璋，没有路引的话，大诰就可以当路引用。
不过到了明后期，大诰基本就退休了，改用大明律，大明律里干名犯义条款，不过里面只是说不许告长辈主家而已，并没有谈及告官。
再看一下乾隆朝，乾隆二十二年，河南夏邑县发生了严重的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当时乾隆结束了第二次南巡，在返京途中，遇到了两个告御状的夏邑县农民。关于水灾的事情，乾隆略知一二。在几天之前，退休官员彭家屏已经向乾隆上奏折举报过一次。彭家屏是夏邑人，在奏折上说了河南西部已经多年遭受灾害，今年特别严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员却无动于衷，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罪不可赦。
对于彭家屏的举报，乾隆是不太相信的。乾隆本就不太喜欢彭家屏这个人，他认为退休在家的官员不得再干预时政。他首先预判图勒炳阿和彭家屏有矛盾，彭借机夸大其词。作为皇帝，乾隆每一分钟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进官员们设下的圈套，成为他们斗争的工具。
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两天之后，皇帝又遇到了一名告御状的，名叫刘元德，同样是夏邑人，同样是状告当地父母官赈灾不力。连续的这两起夏邑人告状，触动了乾隆敏感的神经，他联想到彭家屏，这仅仅是巧合吗？习惯于危机思维和阴谋思维的皇帝第一时间判定，这很可能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活动。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这就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颠覆帝国政治秩序的行为。
向来防微杜渐的乾隆要斩钉截铁地铲除这个苗头。他命人把刘元德关起来，细细审问。他决心要把他素来不太喜欢的彭家屏从这个案件中挖出来，最好酿成一桩震动天下的大狱，杀一儆百，以警告天下。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严刑拷打下，刘元德交代，他来告御状，路费不是自己出的，是夏邑县的两个秀才段昌绪和刘东震共同资助的。这两人鼓励他扳倒县太爷，显然，乾隆对这个审判结果并不满意，没有把彭家屏挖出来，只有把彭挖出来，才能制造震动全国的效果。
就在乾皇帝下达了继续审刘元德，并且逮捕段昌绪和刘东震的命令后，到河南暗访的亲信回来了，确定了夏邑之灾是大水灾。皇帝陷入了尴尬。看来地方官确实罪不可赦，图勒炳阿欺君罔上，不严肃处理不足以平民愤。
可是，如果因为老百姓告御状而摘了巡抚和县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国开创了一个极为不好的先例。这个“平民扳倒巡抚”事件必然成为爆炸新闻，给本就不稳定的局势火上浇油，岂不极大助长底下刁民的斗争。深思熟虑之后，乾隆做出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决断。严肃处理地方官。图勒炳阿被革职，发配充军。夏邑县、永城县两知县被革职。其次彭家屏被勒令回家，以后不得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三人，交给山东巡抚审办，一定要查出背后主使。
随后乾隆给夏邑人下了一篇谕旨：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意思是说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爷爷了。爷爷是疼爱孙子的，但是遇到孙子和自己的亲爹作对，明智的爷爷会怎么做呢？显然，他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因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会反抗祖父。同时，他还要把孙子交给自己的儿子，让他好好处理。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十分明白怎么处理这些孙子，才能使他们记住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乱。
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儿子”赈灾不行，但是处理“孙子”造反事件，却极富政治天分。
乾隆把告御状的三人交给山东巡抚查办。山东巡抚当交给夏邑知县，也就是那个被夏邑人一告再告的知县，这知县知道自己的乌纱马上不保，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办理这个案子。他亲自带领人马，前往秀才段昌绪家，对段家彻底搜查。特别是对书籍文章，要片纸不留。他知道，皇帝对文字狱特别有兴趣。这些秀才积习难改，一定会写一些文章之类的，果然没失望，县令在秀才家搜到了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抄本，如获至宝，立马把这一成果汇报给图勒炳阿，图勒炳阿又添油加醋一番，转给了皇帝。
虽然乾隆在夏邑事件上各打了五十大板，但是“平民扳倒巡抚”的消息仍然传遍了大清各省，那个敢于告御状的人成为了英雄，让乾隆皇帝感到之前的处理非常不妥当，于是果断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夏邑县知县孙默以及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能侦破这样的反清大案，“尚属能办事之员”。侦破反清政治大案之功与赈灾不力这样的小过不可同日而语，“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因此不必革职，仍留原任。
第二，命令直隶总督方观承前往河南，与图勒炳阿一起彻查此大案，特别是要查清楚这个反清的檄文到底从哪里抄来的，背后有没有其他组织。
皇帝的上谕中，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么一句，命令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检查彭家是否也有这道伪缴。
显然，皇帝一定要将退休二品大员彭家屏牵连到案子中，才算罢休。
经过审讯，刘元德交代他的御状曾经给彭家屏的侄子看过，这从侧面证明，彭家屏和这个告御状事件确实有关，皇帝的判断是正确的。皇帝对这个结果很是基本满意，大臣们认为，这个案子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段昌绪应该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对于彭家屏，赐他自尽，儿子秋后处斩。并没收家里全部财产。对于彭家的几千亩土地，皇帝的处理手法更是十分出奇，既然你愿为贫民强出头，那么就把你的土地分给该地贫民吧，成全你的心愿。
皇帝还特别命地方官员，深入民间，了解百姓对此处理的反应。据河南布政使汇报，在听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赏给贫民后，老百姓一致认为，彭家屏死有余辜，皇帝无比正确。
在封建社会广大农民的意识之中，基本所有人终生都无法接触到皇帝，而皇帝在面上还要维护一下自己勤政爱民的形象，因此人们一般都对皇帝抱有某种理想化的情绪。但皇帝也未必是一个好皇帝，就像上面所说的乾隆一样，告御状要付出极大代价的，告御状意识的实质实际是拿自己的所有在孤注一掷，因为在这些人而言，生命的存在假如不通过告御状实现一个基本的公平正义，那么就已经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即对社会已经完全绝望，告御状是最后的一线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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