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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 (1914年6月3日--1996年3月18日)，字叔逸，湖南湘潭人。在軍統局素以年紀小、資格老而著稱。1949年12月9日被盧漢扣押，參加雲南起義，後協助盧漢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數國民黨人員。1960年11月28日被特赦，任中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專員。
沈醉與陳恭澍，趙理君，王天木並稱四大金剛，與周養浩，徐遠舉並稱軍統三劍客。
以下文字選自《我的特務生涯》—沈醉回憶錄
沈醉
【第一次“鋤奸”，被戴笠逼著幹】
戴笠更加賞識我，我膽子也大了。我一出院就發現情報組有一個叫胡繼業的組員經常不露面，我到他原來的住處一打聽，才知道他已經搬到千愛裡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區去了，還不斷地給日本人提供情報。
對這種情況，我不知如何處理才好，連忙把胡繼業的事告訴了戴笠，我建議把胡繼業開除出去，不要他了。戴笠連忙搖頭說；“不行！留著這種人是個禍害，必須幹掉他。”
“那你派行動組的人去幹吧！'我說。
“不，這次你親自幹。”戴笠突然嚴肅地盯著我說。
“我？”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儘管我很想取悅戴笠，很想盡力去完成他交給我的任何工作。但是讓我去殺人，我是沒想到的，也不願去幹這種事。我脫口而出說：“不，我幹不了，你還是讓別人去幹吧！’’
“不！我就讓你去，這是命令。”他聲音不高，但這句話真是如雷貫耳，震得我目瞪口呆，頓時驚得滿頭大汗。
戴笠見我那副驚恐的樣子，就緩和一下語氣說：“怕什麼？青年人慢慢鍛鍊嘛！”他開導似的對我說：“胡繼業把情報交給日本人，這種做法就是漢奸行為，把他幹掉就是為國除奸，為民除害。你懂嗎?”
“懂，只是我什麼也不會，怎麼能幹掉他呢?”我此時也鎮靜下來，藉故推辭說。
”這好辦，我寫個條，你去找技術股和行動股，他們會教給你個好辦法的。”既然話已說到這個地步，我也無法推脫了，只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臨走他又寫了一個條“發特別費貳百元”。我當時心裡一怔，這二百元就是等我殺人的賞錢，我接到這條子，手都有點抖了。
我懷著緊張的心情離開戴笠，到特務處行動股去。戴笠在電話裡早已通知了他們，有人接過戴笠交給我的條子後，就遞過來一根削得又薄又尖的竹刀，我伸手去抓時卻被那人一下給攔了回來。
“這是有毒的竹刀，快極了，刀尖上有劇毒，只要碰破一點皮這人就別想活！”說著他又小心翼翼地掐著刀柄，把刀裝進一個牛皮套裡交給哉。我又拿戴笠的條子去領了二百元的特別費。
回上海的路上，我的心情忐忑不安，口袋裡的竹刀和二百元錢彷彿有千斤重。我膽子雖大，但要我親自去殺一個人，這太不可思議了。
火車轟隆隆地向前飛馳，我望著車窗外匆匆掠過的房屋、樹木發呆。心裡反覆地問自己，難道我也將變成劊子手嗎？這樣做對得起母親嗎？我苦惱極了。
我明白戴笠是想借此來考驗我對他的忠實，如果這次不按他的意思辦，勢必不能再取得他的信任。可是人命關天呀，我怎麼能憑戴笠一句話就去殺人呢？母親臨走前不是一再叮囑我。“你在外面不管幹什麼，都應記住；一個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
算了，我不幹這工作了，我越想越不安，憤憤地站起身來，走進列車的廁所，一把從衣服口袋裡掏出用紙包著的二百元錢和竹刀，想把它們一起扔進茅坑，然後遠走高飛，永遠脫離這個讓我去殺人的地方。然而，手舉起來了，可怎麼也扔不出去。這沉甸甸的一包銀元扔掉了多可惜！我每個月的薪水、辦公費等加起來也只是二百多元，這竹刀和二百元一扔，等於扔掉了一切：金錢、地位、前程。
我舉起的手又慢慢地放了下來。不能扔，扔了怎麼辦呢？我一個初中未畢業的青年離開了戴笠的提拔，又到哪裡去找這種一個月二百多元錢的差使呢？
我心煩意亂地回到家中，打開房門一眼就看見了母親的照片。母親的照片鑲在桌上的鏡框裡，我覺得她那慈祥的目光突然變得異常的嚴肅，彷彿盯著我說；“孩子，你要幹什麼？”我不由自主地撲到桌邊，跪在母親的像前喃喃地說：“媽媽我怎麼辦?我不幹怎麼辦？”我趴在桌上幾乎要哭出聲來。
我翻來覆去地想，幹，還是不幹？總下不了決心。我開始失眠了，連著兩夜沒睡著覺，白天昏昏沉沉吃不下飯。
第三天，我實在受不了啦，跑到藥鋪買了兩片安眠藥吃了下去。睡一夜，腦子總算清醒一些。我想起戴笠的話“這是為國除奸，為民除害嘛”。我的良心總算找到了一個合理的避難所。
決心下定了，心情也平靜下來。我再次跪在母親的像前說：“媽，原諒我吧，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呀。”
頭幾次我去胡繼業家，他妻子在身邊。他神色驚慌，總說他有病，現在不能出去工作。我表面上安慰他，讓他好好養病，心裡想著怎麼下手。
有一次，他妻子送我們出門，我故意說。“老胡有病，可真難為你了，裡裡外外都要你操勞。”
他妻子忙說，可不是，我一會兒不在身邊都不行，有時我早上出去買菜，回來晚了，他都要發脾氣的。我這才知道，他妻子早上不在家。
一天早上我帶隊員躲在他家馬路斜對面的人行道樹後，見他妻子提著菜籃子走出大門，我讓其他兩人在外看著，自己悄悄跑上樓去。門是帶上的，沒有上鎖，我輕輕推門進去，胡繼業還沒起床，他聽見門響，慌忙坐起來，看見我，當時嚇得臉色發白，結結巴巴地說：“組長，我，我沒幹什麼，我真的是有病，腰疼l"
我的心裡也象打鼓似的嘣嘣亂跳，我強作鎮靜地笑著說：“你別動，我學過國術，會按摩。”說著，掀開被子，按他指的地方給他按摩了幾下．我邊按摩邊想，再不下手就晚了。心裡這麼一想，手不由得有些發抖，他似乎也感覺到了，正要轉身，我索性心一橫，從腰裡拔出竹刀就紮了下去，我並沒有看見紮在哪裡，只聽他“啊”的一聲慘叫，我拿刀的右手也如同觸電一般，我扭頭就往外逃。
我也不知自己是怎麼下的樓，只知到了街頭，我對兩個人說了句：“你們在這裡看著。’’就跑回家去了。
進了家門，我連忙用肥皂把右手洗了又洗，實際上右手本沒沾上血汙，但我總覺得上面不乾淨，好象這隻手不屬於我的一樣。
後來那兩個看守在胡繼業家的組員跑回來告訴我，胡的妻子買菜回去後，很快就從樓上大哭大叫地向樓下跑，可能是去叫巡捕來，他們就趕快溜回來了。當時我正在用早餐，剛把餐刀挑一點黃油抹在麵包上，一聽到這情況估計胡已被我殺死了，右手拿著的西餐刀一下就掉進了牛奶麥片的盆子裡。我一語不發，輕輕地把左手拿的麵包放下，跑回房內仰面倒在床上，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究竟是恐懼？是得意？還是後悔？我自己都弄不清楚，只是兩眼發呆地看著房間中央懸著的一盞電燈，躺了多少時間我也記不清，最後我才慢慢地坐了起來，對著母親的照片，自言自語地說了一聲，“媽媽，我殺人了I”
好久好久，我腦子裡還彷彿聽到胡繼業的慘叫，總是想到自己殺了人，聽見敲門聲，就以為有人來抓我了。我害怕得不敢在家裡待著，拿了兩件衣服就跑到了南京。提心吊膽地過了半個月，只有一家小報上登出胡繼業被殺的消息，其他方面都沒有任何反應。戴笠一個勁地誇我幹得漂亮，有出息，又發給我一筆獎金。漸漸地我懸著的心定下來了，膽子也大多了，我想，原來殺一個人就這麼簡單，這麼輕而易舉。自己彷彿也覺得這是幹了一件抗日愛國的事，就更加心安理得。
黃維、溥傑、劉亞哲、沈醉的合影.(1980年代)
沈醉說：
“我可以這麼說，我們參加國民黨時，也是為了革命，都是些熱血青年，許多人包括我，對國民黨是抱有前途理想的，對國民政府也是抱有希望的，所以，不論在任何工作崗位上，是很敬業的，可以用忠於職守形容。那時我們有一句話，叫做“命令重於生命，工作崗位就是家庭”，我想你能理解這句話的含義，我們那時會是怎樣的一種工作態度。因此，對想推翻國民黨政府的人，我們與他們的鬥爭是很自然堅決的。但蔣介石違背了民意，我們也沒有這個先知先覺，結果就跟著他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面，這個教訓是很深的。1961年，周恩來總理對我說，“認真總結歷史，寫好史料”，我現在還是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我是不會忘記周總理對我的叮囑的———‘革命成果來之不易，我這過來之人，要寫好史料，教育人們，做一個熱愛人民、熱愛國家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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