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有很多國內的同胞通過我的《澳洲夢》認識了這一片遠在南半球的陌生國度，在書裡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世界—一個懷揣著夢想來到澳洲土地上的華人眼中的夢想家園……在這裡，我將我的《澳洲夢》進行連載，與大家一起分享我在澳洲三十多年的創業故事！
第十八章 多重身份：記者、經理、學生和作家
1990年５月，我被聘為《移民導報》駐墨爾本總代表兼首席記者。
那時，我已經成了華人社區比較活躍的人物。
《移民導報》是一家澳洲的中文報紙，在華人社區深受歡迎。因為“移民”是澳洲最時髦的用詞，所以《移民導報》自然也成了澳洲最暢銷的報紙。
我主要負責報導墨爾本華裔移民及留學生的生活與發展。
澳洲的華人一般來自四個地區，分成四類：最早的華人移民來自中國的廣東和福建，香港與東南亞諸國，他們有些從美國過來，有些直接從香港或東南亞過來，他們多在澳洲經商，做老闆，或者醫生，律師，會計師等，生活比較富裕，其主要語言是廣東話，是唐人街的主宰；緊接著的便是七十年代後期從越南逃出來的難民，他們本來應該被劃為前一類，因為他們也大多經商，富有，而且也講廣東話，但是他們的財產大多在越南被洗劫一空，剩下的一點點財產也都換成金條交給船主買命出逃了，最後輾轉反側來到澳洲時已經要靠政府養活了，不過這些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所以很快溶入香港和東南亞移民當中，成了唐人街的中堅；第三撥是臺灣新移民，臺灣新移民和前面兩撥最明顯的不同點是不講廣東話，而且也很少經商，臺灣新移民多是在美國唸了書後移民澳洲的，就是說，他們多為專業人士，而且和唐人街的關係不大密切；最後一撥就是當時進入澳洲讀書的大陸留學生。
當時進入澳洲讀書的大陸留學生當時在澳洲大約有七、八萬的樣子，這些人相對比較年輕，而且大多受過高等教育。不過，他們在華人社區甚至在整個澳洲社會是處於最底層位置，因為他們不僅沒有錢，甚至也沒有身份。
沒有身份是大陸留學生們最大的心病。
所謂“身份”指的是澳洲公民身份，或澳洲永久居民身份。永久居民（俗稱PR）身份依然拿原居住國護照，從名義上講還不是澳洲人，但可以在澳洲永久居住，而且，除了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外，享受澳洲所有的福利待遇。一般來講，永久居民簽證持有者，在澳洲住滿兩年後，可申請加入澳籍，而成為澳洲公民。
無論是香港和東南亞的商業移民，還是越南難民，抑或是臺灣那些拿了西方大學文憑的專業人士，他們最後都成了澳洲公民——就是很多留學生夢寐以求的那個“身份”。有了身份後，他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打工或經商，就可以輕輕鬆鬆地賺錢；如果賺錢賺膩了，還可以進大學深造，而且不必花一分錢；當然，他們還享受著世界最好的社會福利制度，生孩子時給牛奶費，讀書時給助學金，找不到工作時給失業金，老了幹不動了就給養老金，反正永遠有錢拿；對了，還有公費醫療……所以，他們是衣食無憂的一夥人。如果說澳洲是天堂的話，他們就是天堂裡的公民。而我們這些大陸留學生，則只是天堂裡的看客——看著別人享受生活，我們自己卻要拚命勞作。
殘酷的現實造就了很多留學生的自悲心理，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留學生身份。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景——會講廣東話的說是自己是香港來的，會講閩南話的說自己是臺灣來的，只是苦了那些只會講普通話的留學生。
當時，最好狀況的大陸留學生是通過和澳洲人結婚，換取身份。走這條路的多為女留學生，比如我們曾一同住過的Rebecca嫁給一個失業在家的澳洲人，小玉則嫁給早就有了身份的老華僑。
像我這樣的靠自己奮鬥辦移民的是少之又少。
雖然我自己的身份問題已經解決了，可我畢竟是留學生出身，我的那些朋友們還在為身份而掙扎著。我理解他們的處境，我要為他們做一些事情。
我知道，身份問題（或者說是居留問題）已經成了大多數中國留學生最關心的事。
“黑民”會不會抓？抓住會遣送回國嗎？
如果給了身份，家屬什麼時候可以過來團聚？
那時候，留學生內部每天都有新聞，或者是謠言。好消息會令大家高興好幾天，壞消息就會令大家愁眉不展。那麼，到底哪一個消息是準確的呢？我決心採訪移民部長。
在這個時候訪問移民部長有著特殊的意義。
我就這樣有幸成為留學生中第一個以記者身份訪問移民部長的人。
據說移民部長在聯邦政府中是一個並不重要的初級部長，可是由於他掌管著我們這些留學生的生殺大權，所以在留學生的心目中依然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相信所有中國留學生都知道那時澳洲的移民部長是韓德，因為他的名字經常出現在中文報紙上。
當我以《移民導報》記者身份見到韓德部長之後，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和藹可親的人。
這次採訪，我們談得很愉快。“黑民”會不會抓？抓住會遣送回國嗎？如果給了身份，家屬什麼時候可以過來團聚？
韓德部長當即表示，四年臨居期滿不會逼迫他們回中國；至於“黑民”，韓德部長則勸他們出來自首。
我寫了一篇《韓德部長答記者問》，發表在《移民導報》上。
這篇文章在留學生中間引起很大的反響。對於大多數留學生來說，這篇文章等於是給他們吃了一顆定心丸——不要著急，耐心等著就是了。
我的那些朋友們，比如Jack等，都打電話給我，想刺探更內部的消息。
我告訴他們，能寫的我都已經寫了，不能寫的是我的感覺。我的感覺是什麼呢？澳洲政府遲早都會留下這批中國留學生的——這不僅僅是從人道主義角度考慮，更是從網羅人才的角度考慮的。
1993年，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動下，澳洲政府果然沒有失言，分期分批地解決了幾萬大陸留學生的身份問題。當然這又是後話了，而且，為了贏得這一切，又發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會在後面一一道來。
和移民部長韓德的見面，使我對澳洲的政府官員很有好感。
一個月之後，我又見到了維多利亞州的州長，更加深了這個印象。當時州長Joan Kirner正在我住的這個區考察，我認識的一個州議員便極力推薦我去見州長，和她溝通溝通，對我以後的發展會有好處。於是，我就應邀出席了州長的歡迎晚宴。
那天晚上，我和州長坐在同一張桌子上，而且我們兩個就挨著坐在一起。
本來以為歡迎州長的宴會一定是非常排場的，到那一看才知道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只有簡單的三道菜：沙拉、牛排和甜品。這叫我越發感覺到中西觀念的巨大差距。
我當時的身份是“地方名流”，當晚宴會桌上擺著的名牌就這麼寫著的。
我是LV商學院的國際部經理，《移民導報》駐墨爾本全權代表和首席記者，而且還是曾轟動一時的《中國貿易指南》一書的作者。在據墨爾本市中心30公里之外的一個小小的行政市裡，我就被拉鴨子上架，成了名流。真是這樣的，不是我吹噓，要不是我還沒來得及加入澳籍，他們說不定還會拉我加入工黨參加下一屆的市議會選舉呢。
那天晚上，她把我介紹給州長時，就是這麼說的：州長，請允許我向您介紹我們市的地方名流，金先生。
在整個晚宴期間，我一直在與州長討論經濟問題。
我談到了我的《中國貿易指南》一書。她說她聽說了這本書，並且還為能一賭書作者的“尊榮”而感到“榮幸”（打引號的兩個字都是州長當時的原話）。
那天雖然飯菜簡單，但是我們談得很好。我與州長討論了澳中關係問題，以及當下人人都關心的澳中貿易問題。而且，不知話題怎麼一轉，我們又討論了中國的中醫有沒有可能被澳洲人接受的問題。我發現州長是個很開放的人，她從沒接觸過中醫，卻一點都不反對把中醫引進澳州。那時我還沒有想到要辦中醫診所，只是泛泛地那麼一談。後來，當我真的想開一家中醫診所時，我立刻想起了那天晚上我們的談話，我去找了州長，她果真支持我。
那天州長談得高興，我也談得很高興。
通過和澳洲政府要員的一些接觸，我發現澳洲政府官員非常注意和普通人、和各個社會階層的人交流，願意聽取下邊的意見。而且，他們從來沒有一個人是前呼後擁，都是輕車簡從的。他們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納稅人在監督著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知道需要隨時隨地地聽取納稅人的想法。
後來我又見了很多聯邦議員和州議員。我見這些政界人物並沒有什麼直接的目的，只是要建立一種關係。我那時還在 LV 商學院擔任國際部經理，和政界人物建立某種良好的關係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那時經常把他們請到唐人街，用中餐招待他們。
在我召開的一些為了拓展關係的中餐招待會上，澳中關係，包括澳中之間的經濟、政治等方方面面的關係，都是我們談論的主題。
在和澳洲政界人物打交道期間，我發現，澳洲的政界人物大多都有很高的學歷。
這也無形中激發了我重新走進大學充充電的決心。
那年的９月份，我終於走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開始攻讀碩士連博士。這話聽上去象是挺容易的，好象學校的大門永遠為我敞開著，想什麼時候進去就什麼時候進去，想讀什麼就都什麼似的。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我之所以能夠進這所不錯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除了學界朋友的大力推薦外，主要還是得益於我的那本書——《中國貿易指南》，是它成就了我。我的指導教授一聽說我是《中國貿易指南》一書的作者，立刻就要我了。
在學校裡，唯一需要讀的只有一門課，就是社會學方法研究。By research 不必一門一門上課，需要通過寫畢業論文。
我“上課”的方式比較特別，就是自己讀書，導師只是每個星期給我打個電話，問一問我的研究進展。
在我讀書期間，我的第二本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商業談判》又正式出版了！
澳洲傳媒又為我這本書熱鬧了好幾天，還是上電視，上報紙，上電臺。
我的指導教授還特意打電話來祝賀我。
當我的指導教授打電話祝賀我時，我的心裡有那麼點不安，因為我已經打算休學了。不是不想讀，也不是讀不下去，實在是因為我的事情太忙了。事實上，這一段時間，由於我的事情特別多，研究根本沒有什麼大的進展，基本處於停頓狀態。
一年之後，因我建立的其他企業發展得太快，真的休學了。
我希望成為一個高學歷的企業家，因為許多原因，我在中國的學歷太低，因此在澳洲希望拿一下碩士或博士學位。美好的願望總是不能代替現實。
我就這樣放棄了很可能是我這一生的最後一次在大學正規學習的機會。
這成了我內心深處一個永遠的遺憾。事實上，我在求學方面已經半途而廢很多次了，直到現在也還拿不出一個可以叫得響的文憑。
當我決定走上經商之路時，其實眼前的路也一直不甚明確。
我其實是一邊做著LV商學院國際部經理，一邊在尋找著機會。我一直在做的是澳中貿易及貿易諮詢，由於資金有限，所以還不能算是很成功。那段時間裡，我的腦子裡一直想著第一桶金的事。所有人都明白這樣一個道理，第一桶金是最難掙的；而有了第一桶金，後面的事情就好辦了。
可是，我的第一桶金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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