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間法當中，當個像模像樣的官那是修德修來的，並不是一味靠鑽營，攀緣拉關係來的。大凡德行不厚，都是承載不住的。在科舉時代，在縣裡面考上秀才，在省裡面考取了舉人，再到京城考中進士，才具有做縣官的的資格。遠比現在提拔領導，有大學文憑要難得多，過去讀書有功名的人，都信仰、禮拜文昌帝君，要學習文昌帝君《陰騭文》“廣行陰騭，上格蒼穹”，都要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德。這些年來，領導都倡習《了凡四訓》。
袁了凡先生，曾經想學醫，他遇到的第一個貴人是一位算命的孔先生，指點他去參考，連考得第幾名算的都絲毫不差。他命中無子，壽命53歲，諸多命數都被孔先生算定了。了凡先生曾經一度認為命由天定不過如此。當他遇到生命中的第二位貴人時，雲谷禪師告訴他，命是可以通過積德修過改變的，他做了幾千件善事，終於突破了命數，有了兒子，他居然還中了進士，做了寶坻縣知縣。他又發心做一萬件好事，夫人怪他許這個願太大了，衙門裡沒什麼善事可做，做到什麼時候才能做完呢！
寶坻縣田賦多，農民負擔過重，袁了凡不忍心就減了稅。就做了這麼一樁事情，不只一萬人受益，整個寶坻縣百姓都受益。雲谷禪師告訴他，身在衙門好積德，這一件好事就抵得上一萬件善事，算是功德圓滿了！他不僅減免舊賦和諸多重役，還疏浚河道，築堤開渠，植樹墾荒、政績斐然。袁了凡後來不僅有了兩個兒子，還寫成了傳世之作《了凡四訓》，卒年74歲。
我常常以我特有的方式，跟官人們弘道：身在衙門好積德，掌握了一方資源，你在哪裡積德，哪裡就是福地。山西現在還有很多人認為，當公務員就不錯，當官人更好，但讓老百姓叫好還真是不容易。當公務員無非是生活穩定，人最怕的是等米下鍋過日子。所以說，如果能讓社會上的四種人，生活有保障，活得有尊嚴，那就是積了大德，祖墳上一定會青煙不斷冒。一讓失地農民有活兒做，二讓下崗職工有工作，三讓復員軍人有單位要，四讓大學畢業生在家門口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這四種人，生活實際比老弱病殘的社會弱勢群體都尷尬。因為這些人享受不到政策福利最低保障，又在本地就不了業，背井離鄉拖兒帶女或離別親人去打工，嚐遍了生活的艱辛。
忻州市是窮的有名的晉西北革命老區，底子薄人口多，思想觀念落後，但曾經人傑地靈，就在我老家一方文山沱水，就有軍閥閻錫山、元帥徐向前、開國元老薄一波等老前輩名震海內外，奇怪的是到現在，也很難出幾個全國有名的企業家。一個地方沒有像樣的商業企業拉動，百業難以興旺起來，經濟就會越來越閉塞。
我曾經採訪過山西包括忻州各縣市行業老大們，現在稍成氣候的企業家，都在外埠打拼。我曾經也在忻州納稅最大的一家國企當政，眼巴巴地看著它轟然倒下去了，卻無能為力。一家脫穎而出的民營藥企，桂龍是忻州第一個全國馳名商標。但曾經的經濟開發區開而不發，和城區都聯通不起來。大型企業無法配套建設，早已經遷出，忻州只象徵性地保留一個車間。桂龍人曾經跟我大吐苦水，這家名企的就業崗位和稅收都流失外埠。忻州的發展瓶頸到底是什麼呢？說破了就是營商環境制約死了，忻州太窮了，有個好企業也立不住。山西的整個營商環境，不管是硬件軟件方面，都是比較滯後的，外地的企業進不來，本地的企業留不住，但凡人才本地施展不開，只能遠走他鄉。所以忻州幾乎一次一次錯過歷史發展的機遇。
“”改變落後的營商環境，誰才是最大的推手呢？自然、社會、公共資源大部分都掌握在官人手裡，也就是說有一個親民抱負的父母官，將會改變人民的生活命運。這也是中國特色道路所在，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人民有沒有福氣，看父母官德行夠不夠高，有沒有一點聖賢胚子。忻州曾經出過一位可以帶領全縣脫貧致富的父母官，可惜沒有紮根下來，調走了。他就是原原平縣委書記呂日周，就是他開拓創新出一種嶄新的城鄉經濟組織形式，即當時風靡一時的“政府搭臺，群眾唱戲”模式。三年時間，他使窮困的原平縣“鹹魚翻身”，實現財政收入相當於周邊12個縣的總和。柯雲路成名作《新星》主人公李向南原型就是呂日周，使他成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風雲人物和一代改革者的縮影。
呂日周在長治任市委書記，騎著自行車上下班，戴著草帽訪貧問苦，一心撲下身子為人民服務，實實在在解決群眾切身問題。長治幾年經濟快速騰飛，成為山西發展最好的城市，他也成為全國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人物，但其工作作風銳利又過於高調，最後黯然退場。長治百姓人山人海揮淚送別呂日周，有人喊出再也難遇見這樣的“人民書記”！。古今中外的歷史上，第一次喊出“人民萬歲”的開國領袖，至少振奮過兩到三代人，能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能被庶民稱之為“人民書記”的人，實在彌足珍貴。
幸運的是在忻州這方土地上，也終於出了一位老百姓都稱道，受之無愧的“人民市長”鄭連生。他不辱老區使命，沉下心撲下身子，帶頭建設新忻州，默默無聞地整整幹了八年，徹底改變了忻州的營商環境，忻州國家園林城市、全國衛生城市、全國文明城市（待評），全國旅遊城市（待評），忻州已經具備了招商引資的優勢環境，發展前景光明，未來大有可期。
建設一座可持續發展的新城市，最難的還是得民心，得到老百姓的擁護。很多城市一直髮展不起來，就是營商環境不好，城中村星羅棋佈，嚴重阻隔了城市的整體發展。太原、大同如果沒有耿彥波這樣的人當市長，很難舊貌換新顏。《人民的名義》中，李達康書記的原型，就是耿彥波。他作風過硬、廉潔奉公、工作實幹，辛苦到感動百姓，被稱為人民公僕。建設新忻州，鄭連生和耿彥波一樣工作拼命，不能有私心雜念，不然，難免得罪了利益方，就會被抓住不放，工作前功盡棄。我老家一位父母官，就是推動城中村建設，雖然大刀闊斧打開了局面，但民怨四起被到處告狀，被迫調走。
當父母官，必須和群眾打成一片，要想辦點大事，百姓心裡不認可你是領導，就會處處有阻撓。尤其是在改革深水區，與時俱進碰到的都是新事物新問題，不破不立處處暗藏風險，相應的立法永遠是滯後的，等就會失去商機，不等就幹就是冒進。很多人不是不想幹，是幹付出太多，也不一定就幹得好。往往是無為而為四平八穩，在一個地方幹一屆矇混過關就想方設法挪窩。想幹一番人民事業的人，還要格外低調，有功不宣揚，默默無聞積陰德，才能更好地工作，才會減少很多阻力和困難。鄭連生就是這樣的父母官，有呂日周、耿彥波一樣的豐功偉德，卻幾乎看不到媒體歌功頌德。這就是一個人積的陰騭吧。
人民市長的確太低調，但人民常常能看到他現場辦公。我有一次在一個露天大院，人民市長現場辦公，他要就地解決一波四種人的合理訴求，天氣非常炎熱，他站在圍觀的群眾中間，也沒有人打把傘，臉上留著汗水。人民坐在椅子上哭哭啼啼地說，他一個勁地回應，嗓子都講啞了，直到把人民都答覆得不哭了，點頭了，才笑一笑離開。我當時想當一個窮地方的父母官，要比其它難得多了。
越是窮的地方，四種人越多，為他們排憂解難，功德也最大。忻州缺商企，民生是大問題。解決好四種人的就業問題，就必需首先改變營商環境，才能發展經濟。原來的忻州多少年老樣子，就像一個小縣小鎮，低矮破舊的城中村佔據了半壁江山，城區連個高層建築都沒有，街道窄小經常堵車，經濟格局要體量沒體量，要面貌沒面貌，很難形成產業佈局，自然吸引不來投資。這些年忻州建設突然日新月異，逐步向北拓展開來，高樓林立，大道通暢無阻，不僅全面貫通開發區，連十幾公里外的頓村旅遊區都四通八達，成了名副其實的新型城中村。城南破舊的老城也全面改造成了文化旅遊古城，大顯晉北鎖鑰的古風，整個營商環境得到了根本改觀，全面招商引資日漸擴大，解決了很多人的就業問題，尤其是四種人有了更多創業的崗位。
歷史發展的機遇，都是有階段性的。如果四平八穩就抓不住政策的利好，一步拉後步步跟不上。中國最強大的是土地銀行，盤活不了土地，改善不了營商環境，經濟就沒有發展的後勁。但做好這樣的人民事業，阻力最大、困難最多、風險也最大。忻州由於歷史的原因，一直是吃飯財政，如果沒有土地出讓金，忻州財政將會成為缺米之炊。忻州終於抓住了一次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但是栽下了梧桐樹，還要招來金鳳凰，有了一批金鳳凰企業，才能引進來走出去，貫通全國經濟閉路大循環，讓忻州真正走向繁榮富強。
值得人民欣喜的是，人民市長鄭連生，最近榮升忻州市委書記。人民曾經擔心他被調走，他帶領大家八年砥礪前行，一心沉到底幹到現在太不容易了，如果在忻州發展的關鍵節點換帥，老百姓不免捏著一把汗。很多地方發展不好就是走馬燈式換帥，朝令夕改瞎折騰黃的。他成為人民市長絕非一日之功，成為人民書記自然必有可期，他做書記，必可大顯身手，給忻州人民帶來更多的福祉、更大的希望！
我常常想，忻州、定襄、原平是一個大盆地，也是一塊具足風水的寶地，可以建成一體化的城市，名字就叫五臺山市。打造舉世聞名的五臺山市旅遊文化品牌，有全國最大的講經團，有全國最大的禪修營，有全國最大的國學院，有全國最大的覺性科學研究院，有全國最大的佛教音樂傳學基地。開發一系列旅遊產品品牌，五臺山臺茶、五臺山臺酒。特別是開發酒業，曾經的忻州高粱白，帶動了忻州高粱農業的大面積普種，給酒廠送糧的馬車綿綿數公里，何其壯觀！忻州的高粱面魚魚，一直是待客名吃，可是現在連正宗的忻州產的紅高粱都找不到了。挖掘忻州旅遊飲食文化，完全可以開發出一條產業。
忻州發展大有可為，有人民書記在，人民的美好願景，一定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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