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報·青春上海記者 劉晶晶
曾參加過進博會的接送，如今成了境外隔離人員的“專車”。一群來自永達汽車的青年駕駛員們，組成了一支特殊車隊，穿著隔離服，用自己的大巴組成一道封閉“屏障”，守護著這座城市。
頭一次穿防護服開車
黃偵參與過兩屆上海進博會的接送工作，見過不少“大世面”，但這次是他第一次穿著隔離服全副武裝地開車，也是頭一次離危險這麼近——他每天運送的人都是境外隔離人員。
這輛車牌尾號“1839”的大巴是黃偵開了很多年的愛車，跟著他走過很多地方。
最讓他驕傲的是在上海開的兩屆進博會，他都開著這輛車接送五湖四海的客人。“那時就很開心，很多外國人，車廂裡也熱熱鬧鬧的，大家分享著進博會的見聞，熱情地打招呼，我也不需要隔著層隔離服跟他們說話。”
如今，黃偵的車運送的也有不少外國人，意大利的、韓國的、日本的、英國的等等，但車廂裡總是安安靜靜。而自己的“愛車”也成為一般人不能隨便踏入的“汙染區”，每送完一趟旅客，他都必須獨自在車裡進行徹頭徹尾地消毒，每一個角落都不能放過。
接了任務老婆讓辭職
黃偵所在的就是永達汽車所組建的一支境外隔離人員轉運車隊。永達汽車租賃是上海市6個區政府公務車定點合作單位，今年春節前，疫情爆發已有先兆，公司馬上緊急召集駕駛員待命，並對駕駛員進行病毒防護培訓。“雖然不知道會遇到什麼情況，但當時就做好了隨時承擔轉運任務的準備。”黃偵說。
李駿勇是這支車隊的負責人。3月5日接到指令，第二天便隨上海16個區接機組進駐浦東和虹橋兩大機場，車隊30多名駕駛員24小時接力往返於機場與市區，將境外人員運送到集中隔離點或社區。
“運送隔離人員畢竟是有風險的，駕駛員的安全健康、所要承受的壓力都不同以往的任何運送任務。”李駿勇說，接到指令後，他首先找了隊裡20名最有經驗的“老司機”，“這批駕駛員大部分都承擔過市裡重大會務會展的保障工作，駕駛經驗豐富，擅應變。”
每位駕駛員都由公司管理層一對一打電話徵詢意見，很多人都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但家裡人還是會擔憂。一名應允的駕駛員在3個小時後無奈地和李駿勇回電：“我老婆說接這個任務的話就讓我辭職……”
12小時轉運4趟往返一次近百公里
“我們很理解，大家都是普通人，在這麼嚴重的疫情面前肯定會擔心。”李駿勇說，而就在一天後，那名駕駛員又來電說已經做通了家裡人的思想工作。“他一定要加入我們的轉運隊伍。我當時也很感動，這就是我們的駕駛員啊！”就是這樣，隨著重點防控國家的增多，隊伍從20人到如今的30人，更多來自永達的年輕駕駛員們申請加入。
每個航站樓兩輛車，交錯運輸，保證每個航站樓至少有一輛車待命；一輛車兩個駕駛員，晝夜對班，保證每輛車24小時都在運作。凌晨2點和下午2點一般是換班時間，為了避免空車開回市區，駕駛員需要提前排摸這個時間點前後的航班，將旅客運回市區再換班。往返浦東機場的駕駛員平均每天要跑三趟，尤其是重點防控國家增加以後，需要接送的境外旅客量翻倍，轉運壓力陡增。
黃偵曾經在12個小時內轉運過4趟，往返一次近100公里。“有時候會碰到居民家中沒有隔離空間了，工作人員會臨時決定送回到集中隔離點，送完我還得回去繼續等新的航班的客人，航站樓不能沒有車。”
“最晚一次送完客人，一看時間，已經凌晨5點，天都要亮了。”而連續工作12個小時的他交接完大巴後，和隔離人員一樣也要回到自己的“隔離點”去休息。
同在一個機場也只能視頻通話
車隊的駕駛員被統一安排入住在酒店裡。黃偵回到酒店第一件事一定是給自己燒一壺開水，泡杯茶喝一喝。“開一天車，最難受的是不能喝水。”因為穿著防護服，不方便上廁所，所以他們都儘量少喝水，一天下來脫水嚴重。
有空的時候他會給家裡打個電話，但這樣的時間很少。常常回到賓館喝了幾口水他就睡著了。第二天醒來就趕緊要去和同一車的老搭檔沈偉交接。
駕駛員劉泉負責運送的是在機場接機的工作人員，妻子在虹橋機場的一家麥當勞當門店經理，即使輪到他跑虹橋，也不敢見妻子一面。“不敢去見她，怕影響到她。”兩人一個在T2，一個在T1，還是靠手機視頻互相問兩句。“我們其實還好，離得很近，那些疫情前線的醫護、工作人員更辛苦。”
劉泉每天都要到深夜才能把最後一批機場接機組工作人員送回市區，一路無話，一車人都累得睡著了。“都是比我小的年輕人，很多也是志願者，工作強度那麼高，很多要站一天，嗓子都啞了。看到他們，我就覺得我也沒做什麼，能做的就是把他們安好地送回去休息。”
青年報·青春上海記者 劉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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