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中蘇友好協會會員證上的五寸免冠照，是父親有生以來的第一張照片（圖1）。那時新中國實行“一邊倒”，一切學蘇聯“老大哥”，中蘇友好協會也成為遍及全國的群眾組織，全國城市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幾乎都是這個協會的會員。父親當時是昆明市公安局理髮室的理髮員，後來也被擴大進去，在1951年11月12日正式成為這個協會的一名會員。
照片上的他，身著中山裝，左胸前的衣兜裡還別了支自來水筆，好像是斷文識字之人。其實，在這之前他從沒進過學堂，也沒聽說誰教過他識字。那麼，衣服口袋裡的這支筆是用來裝樣子的嗎？父親入會後一個多月，又到照相館拍下第二張照片，照片背後所注“一九五一十二月二十六畢業住冊紀念”，是父親當時的筆跡，不僅筆畫生硬得像火柴棍拼起來的，連年月日的書寫格式都沒學會，註冊的“注”字還是個錯別字，明顯是才破蒙識字的人寫的，幼稚得像個孩子。不過，這行字至少證明二十二歲的父親已經開始學文化了，看來別在衣兜裡的那支自來水筆也不好說是擺設吧。
會員證照片旁邊是“入會志願書”，上有這樣兩句核心的話：“我相信蘇聯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中蘇友好合作，對建設新中國和保衛世界和平是有力的保證。”這是國家大政方針，從中找不到與父親學文化直接相關的東西。再找，一直找到最後，才有了蛛絲馬跡。在“會員的權利與義務”說道：“有參加本會所組織的講演、集會和學習的權利。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依照優待價格訂購本會出版品的權利。有按期交納會費的義務。有承擔本會一定的工作的義務。”這樣的內容在今天司空見慣，沒人稀罕，但於當時那些從舊社會黑暗中生活過來的年輕人，無疑是新生活開始前的一道曙光——從此有了參加社會活動和學習的權利與機會。
父親這樣一個無依無靠，獨自在社會上掙扎了十餘年的窮苦人，除了中蘇友好協會提供的學習機會，不再有其它，因為他幼時喪父，幫人度日的寡母根本養不活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只得把女兒送人做童養媳，兒子當中只留么兒即我父親在身邊，其餘的憑自己能力去找食餬口，於是死的死，失散的失散，連寡母沒幾年也撒手走了……父親胡亂長到上學年齡，雖然家住易門縣城，城裡有學費低廉的新式學堂，因無人供他，書一天都沒念過，十一歲就被送進街上的理髮店當學徒。那時他的個頭只有理髮椅子的靠背那麼高，腳下墊個小馬紮站著，手才勉強夠得著給顧客剪頭剃鬚。好歹四年學徒期滿，又上省城昆明的理髮店學徒，一年後出師，輾轉在昆明各大理髮店當剃頭匠。昆明和平解放前夕，兵荒馬亂，有錢人紛紛舉家逃離，城裡店肆也都陸續關門閉戶。失業的父親貧病交加，數月後得一位好心的師傅照顧，隨師傅一家人到雲南昔日鹽都黑井小鎮開理髮鋪。小鎮遠距省城二百多公里，所出產的鹽自明清到民國時期一直佔雲南全省財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如今它也隨省城百業凋敝而迅速衰敗。師徒在小鎮的理髮店，只維持了一年就散了夥。
到哪兒去謀生呢？回老家吧，家裡已經沒有一個親人。昆明雖然一樣舉目無親，畢竟還有同行熟人，而且已經和平解放了幾個月，不打仗了，眾多理髮店已開門營業，總可以找口飯吃。父親回到昆明後，得一位過去的師傅介紹，進了市公安局的利群服務社當理髮員，一年後被“中蘇友好協會”吸收入會，沒想到命運從此發生大轉折。難怪這個會員證一直被父親好好珍藏著。
父親加入中蘇友好協會，精神面貌也隨之煥然一新。這種變化，活靈活現地定格在了他的第二張照片——與第一張照片相隔二三十天、在照相館拍的五寸免冠照上。為貼會員證拍攝的第一張照片，上面的他，目光多少透著一些前途未卜的緊張。父親緊接著照下第二張頭像的原因，即上面提到的父親寫在照片背後的說明：掃盲畢業後要學員每人交一張佩戴協會會徽的五寸照片去“註冊”。第二張的面孔與前一張對比，分明判若兩人：胸前別枚“中蘇友好協會”會徽——有斯大林和毛澤東兩位領袖側面像的一面招展紅旗，旁邊又彆著協會夜校學生證的布條，中山裝上衣兜插支鋼筆，由裡而外泛著新人的氣象，目光已變得平和，一臉的無憂無慮，簡直換了個人。
父親在“中蘇友好協會”辦的業餘學習班學習期間，全國開始了“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這場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展開的運動僅進行了一個月零幾天，緊接著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始了“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取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誰曾料到，父親學文化兩三個月後，就搖身變成一名脫產的“五反”工作隊員。他自十一歲開始進理髮店理到二十二歲，像這樣脫產搞政治，不需要每天剃頭照樣拿薪水，還是頭一回。
昆明的“三反”、“五反”運動自1952年1月開始，8月7日結束，父親他們“五反”工作隊小組的人員五月就迫不及待到相館合影留念，每人穿中山裝上衣，胸前縫塊“五反”工作人員標誌的布條，我父親依然戴著“中蘇友好協會”會徽。父親這位一直是店主手下的夥計、吃私營這碗飯長大的無產者，當上“五反”工作隊員後，變成了私營資本主義的掘墓人。“五反”結束，父親被分配到第二區人民委員會（昆明市五華區前身）工作。
父親由一名私營店鋪的夥計，變成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的“公家人”，這身份的徹底轉換在1953年初步完成。這年9月，昆明市首次進行人民代表普選，父親參加了“第二區選舉委員會青雲街下段選區”，並保留下了自己有生以來第一回當選民的選民證。這時候區政府職員們的工薪很特別，據昆明市《五華區志》上記載，那時的待遇不是工資制，而是實物供給制，即按每人日需要實物的定量來計算的月代金。含量為：中白米六市兩，三級粉二市兩，熟菜籽油五市兩，元永井鹽二市兩，蘆雁白布二市寸，松柴二市斤。這一年昆明的市場仍然是私營的自由市場，商人唯利是圖，物價只漲不跌，政府職員每月報酬不是貨幣，而是“月代金”，用代金券到公家的代銷點可直接支取生活所需的油鹽柴米，所以每月領到的是可以實打實過日子的必需品。這類人的生活不受市場物價波動影響，醫療上也有保障——昆明市1952年就在行政事業單位實行公費醫療。父親成為政府職員後就享受到了公費醫療，五年後工作調動，原單位的第一個公費醫療醫證按規定收回，換髮了新的《昆明市公費醫療診療證》，公醫字號編至018511號，通過編號推測，1959年昆明市享受公費醫療人數只是幾萬人，而當時全市人口有近百萬餘。
1953年11月1日，國家取消糧食自由市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全部由國家經營。國家消滅市場經濟，首先為國民計劃吃的，而後計劃穿的，日用消費全部由國家供給，國家成了百姓油鹽柴米的當家人。父親這個月的工作，是對轄區內居民吃糧人數、戶數等等的核定，發放居民購糧證，在區內建箇中心糧店。父親11月21日與人合影的照片，胸前兩個徽章下的布條上，寫明是糧食計劃收購供應工作人員。父親遺留下來的所有照片中，唯有這次的上衣口袋裡插了兩支鋼筆，看得出他這個月裡的每一天，有太多需要記記掛掛的，發出去的居民購糧證上，需要填寫的內容一定不少。就在這一年，父親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名預備黨員，被送到省行政幹部黨校（雲南省委黨校的前身）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培訓。
在我母親的印象中，我父親的那點文化，並不是在“中蘇友好協會”的業餘學習或者正規學校裡培訓出來的，而是問身邊人問得的。當時的二區人民政府在青雲街原民國市政府警察三分局那座三進院裡辦公，大門口的傳達是留用人員，此人有些文化，看門之外，還代管收發文件和報紙。而門裡的職員們，大多是像我父親這樣只簡單掃過盲、出身貧苦的無產階級青年，守門人視他們為大老粗，對他們很不屑。我父親卻不在乎他的態度，經常從自己辦公的二進院跑來門房向這位肚子裡有“墨水”的人請教……父親此時正當到省委黨校接受培訓的前後，“仕途”很看好，卻如此地不恥“下問”，明擺著，他所學到的絕不只是一字一詞那麼簡單。
1954年，國家開始對棉花棉紗棉布統購統銷，來年，區裡給居民發放糧票和布票，父親已不做管居民吃糧穿衣的工作了，從1955年6月填發的“昆明市第二區人民委員會出入證”上看，已有一年黨齡的他在工商科供職。工商科是國家對私營資本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具體操作部門，父親所在的區於1954年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公私合營，這期間，身為區工商科科長的父親，每天都在忙於推進公私合營，不甘人後。
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隨著工商業全面公私合營，昆明由一個工業幾乎是空白的城市，發展為工業的城市，於是成立市企業公司，隨後改稱工業局。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局細分成各行業管理局，分開一段時間又精簡合併，繼而再分開，父親就在這些一生二，二生三，分了和，和了分的局裡調來調去，直到1963年元月到昆明市玻璃儀器廠當了廠長。
1965年夏，父親帶著廠裡的一名司爐工和一名吹工到上海玻璃廠實習，結束時在廠區合影留念。這張照片的拍攝地點雖然在上海玻璃廠，但廠區景觀反映出的卻是那個時代國營工廠普遍的節儉面貌：噴泉池一定是這家工廠風景最佳處，圓臺應當是噴泉處，大概因為不能過當時批判的所謂資產階級腐化生活，水不噴了，填土種樹；臨池一排平房，屋頂用簡易材料搭蓋，窗戶是木板窗，牆是木板牆，活動房一樣簡陋的這排房屋大概是辦公室，想象得出屋裡還沒有空調，炎炎夏日裡人們一張桌子一把木椅、大汗淋淋地臨窗辦公的這個場景，完全是當年無處不在的標語“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寫照......
七十年代，父親調離工廠，回到了玻璃儀器廠當時的主管單位市化學工業局。
父親只當了三年家就靠邊站的這家小型國有工廠，幾易其主，“發育”十分遲緩，路走得跌跌撞撞。它的前身是昆明製藥廠生產玻璃瓶的車間，1958年分離出來在西山腳下建成一座工廠，隸屬省衛生廳，1962年再併入原來的廠，翌年再次分“家”出來，這才正式成為一家獨立的企業，歸市裡管轄，父親三十四歲時成了這家企業的廠長。從《昆明市（1937-1987年）工業系統組織史》上查找父親之前的歷任者，都只有一個字：“缺”。直到1963年任命父親當廠長，才有了名正言順的當家人。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如今這家企業已被市場經濟大潮淘汰出局，1988年被當時正紅火的國有企業昆明搪瓷廠租賃，繼而兼併。誰承想，被兼併十多年後，兼併者也倒閉了，被拍賣……
前年7月，我為尋找該廠舊資料趕到那裡時，荒廢多年、野草叢生的廠區，頭一天剛被夷為平地，施工方工棚的牆角還留下兩卷“昆明市玻璃儀器廠”全廠電路圖和熔爐車間改造圖，封套上註明是“永久”性的檔案。追問對方是否還留下廠子的其他檔案和照片？答道：都被推土機推到土裡埋了，之所以在拆廠房時從那些沒人管的檔案中留下這兩捲來，以為圖紙可能會有點用。我於是幸運地得到這兩卷被人們一再廢棄的“永久”檔案，視之為父親當過幾天家的工廠的珍貴遺物。掰指頭算算，這家隨新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確立而生，改革開放後被市場淘汰的小型國有企業，獨立生存的時間只有三十多年，現在，它從這個世界上湮滅了，它的遺址上將建起一座滇池邊的仿古建築公園。
現代的歷史輪迴，疾速得毋需一代人就“上演”完了：父輩這一代建國初始的“公家人”，乘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這趟車，就一直坐在上面，他們生命未到終點，而乘坐的車已蛻變，連他們“公家人”的身份也過了時，唯有伴隨他們大半輩子生活工作的證件、照片和票據一成不變，如實地印下了那個時代的車轍。（作者：黃豆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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