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隴西地區秦州居民暨屯營“幾萬家”，慶曆二年韓琦出守時，拓展城區，“東西廣城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基厚皆稱是，內與舊城連屬，合為一城”。徐州“城隘，廛肆列城外”李宗詠出守時，“築而廣之，民以安居”。雄州北城草市，後來也拓展城牆，將其包裹進城區。常州北宋末年也曾拓展郡城，城南原有萬安鄉，拓城後就改稱定安坊了。南宋此類記載更多。建康府溧陽縣，南唐升元二年築城，週四裡多，建炎中拓展城區，“增廣二里”，將城外青安草市圍築入城。新州舊城為政和中所築，週一裡有餘，因此城市發育，本在城牆範圍之外。
隴西
紹興二十年，守臣黃某“取野竹駢植之，環袤一千二百八十四丈”。雖未能如常規興工版築，不過他採用一定的防禦設施，明確隔離城內與城外，清楚地表明瞭州城的行政性質。真州商業區在城南濱江一帶，嘉定年間也因守臣上言，修築左右翼城，將其包裹入城。寶慶年間又加增築漢時期形成了基本的樣式，對後世影響至深。無論是都城還是一般州縣城市，都是如此。學者對此研究不少，朱玲玲分析古代都城平面佈局，總結出整齊劃一性、貫穿全城的中軸線、以宮殿為主體結構、宮殿建築的高臺化等四項基本特性。
宮殿
馬正林等則提出古代主要由都城與中心城市來體現的佈局設計的中心佈局、對稱佈局、街道分割、方塊居住、市場固定等五個“原則”。這些基本特性的具體表現，前後期自然有一些差異。例如秦以前宮殿建築左右對稱格局已比較清晰，但整個城區的對稱分佈尚不嚴格，要到東漢以後才相對明確。又前期宮殿區多在城市的南面，且同時建有多個宮殿。東漢以後，宮城開始集中，逐漸單一化，到曹魏營建洛陽城時，已經完成了宮城的集中與居北的定位同時，由於從東漢中晚期以來展開的宮城單一化，使得一些非皇城建築的中央官署移出宮城，為了便於與皇城的聯繫，這些官署就都集聚於宮城周圍。
東漢
後來就形成了主要部署中央官署的內城。秦漢時期，既為了便於城內工商經營區與居民區的防禦，更為了加強對這些地塊的管理，古代主要由都城與中心城市來體現的封閉式的坊市制已初露端倪，到北魏修建洛陽城時，遂形成一種規劃周詳、棋盤式的坊市制城區佈局。此後坊市制持續了數百年，到唐代後期才逐漸瓦解。兩宋城區佈局在唐後期格局的基礎上繼續演進，主要表現為新的開放式街市制完全取代舊的封閉式坊市制，條狀的街取代塊狀的坊市成為城市商業與市民公共活動的空間，以及城區在多方面的擴展，其他方面則基本維持舊貌。南宋初金兵南侵，東南各地多修築城池。
南宋
知滁州向子伋於是“子城，治樓櫓，欲為守禦”。建炎三年九月壬申日，潭州發生兵亂，其將領遂“至子城，反關拒之”。紹興二年冬，虔州叛軍謝達進犯惠州，守臣範漴置州城於不顧，“入保子城”，等叛軍退去，範漴“遂盡取賊所殺居民首以效級，州人怨之”因此，每當各地因財力不足無法修築外城時，多先修築子城。嶺南地區於宋初平定之時，下令拆除城垣，後來地方打算重修，又多礙於費廣役大，難於興工。廣州就是因為外城太大，無力修築，於是在慶曆五年應前守臣任中師之請，“恐緩急無以御盜”，先修子城，數年後竟果罹兵亂。
嶺南
福州也是數次有修築外城之議，都未能實現。至熙寧元年章岷為守，提出“只就舊基修築子城”，得到宋廷批准，於是到第二年興工修築南宋初，廖剛出知漳州，條具民間利病五事狀，也提出“福建諸州軍往往無城若外城，誠未可輕議。…臣欲乞隨宜且修子城”。不少州軍城市外城與子城俱全，相比而言，子城都比外城修築得更為堅固，牆面大多包貼磚石。如北宋潭州子城即“用磚甃砌”。
潭州
南宋嘉定年間鎮江府守臣趙善湘補築舊城，也將子城“甓以固之”。紹興二十年新州守臣黃某“取野竹駢植之”，以權充外城，其內城卻是興工版築的，“新子城樓觀雉堞”。子城之所以受重視，優先修築，雖有工程相對較小，容易措置的原因，另一重要原因更在於子城之內為府衙官署集中區，理應重點守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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