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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熱血毅然選擇做知青
“上山下鄉”運動中，很多青年“滿懷熱血”地響應號召、主動投入到這場運動中，所謂“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滿懷豪情下農村”，“緊跟統帥毛主席，廣闊天地煉忠心”。
1971年，我是成都市錦江中學初二年級學生，剛滿17歲，屬於熱血青年。當時學校號召我們去支援邊疆建設，我是排長(一個班稱作一個排，我是三連二排排長)。我非常激動，想著自己是排長，就要帶頭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邊疆去，紮根邊疆幹革命。我帶頭寫了一份主動去支援邊疆建設的決心書，貼在學校的牆上。
當時，我的一位老師勸我不要去。對我說：“你要想清楚，邊疆那地方有瘴氣、瘟疫，還會打擺子，去了就回不來了。”但我義無反顧堅持要去，由於我帶頭，我們排50多人，有30多人決定去邊疆，剩下的大多隨父母單位到四川各地農村去插隊。
當時全國到處宣傳“上山下鄉”，初中畢業後到農村去很正常，是理所當然的事，沒有任何挑選的餘地。學校號召、父母的單位號召，街道辦事處上門要求去。北京、上海、湖南、四川(包括重慶)，是全國知青最多的地方。僅1971年，四川就有近2萬知青到了雲南。我們家，就我一個人去了雲南，姐姐妹妹去了四川農村插隊。
我有一個同學叫楊小輝，也是堅決要去邊疆，怕家裡反對，我們倆就“偷”了她家的戶口簿去辦了戶口遷移手續。
離開成都的那一天，火車站人山人海，各單位敲鑼打鼓地歡送。我們胸前掛著一朵大紅花，揹著揹包，提著一個簡易箱子和洗臉盆，一個個都是面黃肌瘦的娃娃。很多人是第一次離開成都，要到1000多公里外的地方，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世界，心裡一片茫然。
知青生活辛酸艱澀的往事
我們的目的地是位於中緬邊境地區的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瑞麗縣(現已改為瑞麗市)。到了位於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廣通火車站後，我們就下了火車。隨後我們以排為單位，轉坐軍用卡車。大家擠在車廂裡，坐在揹包上，一路上黃土飛揚，個個灰頭土臉。我們高唱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嘹亮的歌聲在大山裡迴盪，越走越遠。剛開始一兩天，還很有激情地唱歌，非常有豪情地向前邁進。過了兩三天後，仍然沒有到達目的地，歌聲漸漸變成了哭聲，憂愁，茫然，委屈，後悔……各種情緒都有。
那裡的條件簡陋至極，睡在床上還能看星星。
5天后，我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瑞麗卡朗農場。
“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分是到農村“插隊落戶”，還有一部分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的準軍事化生活，他們的狀況與“插隊知青”有很大不同。我被分在雲南生產建設兵團3師11團2營2連，現在叫瑞麗農場卡朗分廠二隊。
那裡的條件簡陋至極，房子是竹子搭建的，房間之間只是簡單隔開，互相可以看見，睡在床上還能看星星。更意外的是沒有廁所。許多人當時就哭了。
隨後，我們2連107人住在竹子搭建的簡易房裡，任務是開荒種橡膠。7天以後，我被安排做了文書，負責發工資、做報表，以及知青請假、銷假。這些事我都是晚上幹，白天和大家一起上山勞動。
由於是城裡來的，大家野外生存能力很差。開荒時經常被馬蜂蟄，不知道該怎麼辦，有一個知青的臉腫得有臉盆那樣大。另外，不知道怎麼吃菠蘿，一個知青直接用牙咬，嘴被劃傷了。我們每天勞動8個小時，強度很大。3個月才能吃一次肉，有的農場半年才能吃一次。每次吃肉就成為大家熱議的話題，半個月前就開始奔走相告“要殺豬了”。實際上我們只能分點豬頭、豬皮和骨頭吃，肥肉要用來煉油，用作以後3個月的炒菜油。
吃肉的時候，我們把附近連隊關係好的同學都請來，三五個人端著一個“多功能盆”(這個盆同時用作洗腳、洗臉)去裝肉。由於肉很少，就要拌著麵條吃。有一次，一名女同學把洗衣粉當做味精放進去了，嚇得失聲痛哭，我們三個女生悄悄把肉拿到井邊洗了重新煮，大家高高興興吃了。這件事情至今仍然是我們三個人的秘密。吃肉的記憶特別深刻，至今回想起來仍歷歷在目。
當時在雲南邊境地區，建設兵團有水稻連隊、甘蔗連隊、橡膠連隊，橡膠連隊是最辛苦的。瑞麗屬於熱帶地區，開出來的荒山上沒有一棵樹，暴熱的天氣下，有時整天沒有一滴水喝，每個人每天要挖8個大坑栽橡膠。到割膠的時候，每人每天割200棵，早上6點上山割膠，下午4點再次上山收膠，下雨時，大家就脫衣服或者用草帽保護膠，自己變成了落湯雞。
知青最盼望的就是下雨，下雨天就組織學習、讀報紙，不用上山勞動，所有人都歡呼“學習了”。
在不捨中返城知青生涯終生受益
進入上世紀70年代以後，國家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
1973年我被推薦參加瑞麗片區考大學，後來確定去讀復旦大學。但我們營有位上海知青的腰傷了，他比我早一年做知青，領導找我談話讓他去讀。我獨自一人跑到膠林大哭了一場，宣洩完後，我對自己說：“我仍然是我，我要堅強。”
我當時每年都是先進工作者，1973年入了黨。第二年，雲南省委辦公廳來招機要幹部，我們營有上千名知青，推薦了7個，通過推薦、目測、談話、體檢、政審，最後選了我一個。我也成為第一個離開農場的成都知青，從此我的命運發生了轉變。
當時我的心情非常複雜，想著自己走了，其他知青怎麼辦。捨不得離開朝夕相處，同甘苦、共患難的戰友。我跑到知青經常聚會的一棵大青樹下，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場。那天的情景我永遠不會忘記。
到雲南省委辦公廳工作後，我成了我們這一批知青在昆明的“中轉站”，負責知青來往昆明的吃住行，一直存不下錢來，到結婚時，一分錢存款也沒有。
1978年，根據政策，知青們紛紛返回了各自的家鄉，在城市裡安排了工作。
“上山下鄉”，改變了我們的命運。雖然我們這一代知青，文化不高，但對祖國邊疆的穩定、發展、建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青春，同時還帶去了很多先進的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推動了邊疆的發展。
這場運動過去幾十年後，當年的知青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主力，一些知青雖對當年的下鄉感到遺憾，但更多的是對自己留在農村的青春年華充滿懷舊，3年知青生活，鍛鍊了我不怕苦、不怕累、團結互助的意志，練就了萬事為別人著想的品德，是對我人生的昇華，我將終生受益。
本文摘自：中國網，口述人：謝英，整理：浦超，原題為：《親歷者憶下鄉：睡覺能看星星不會吃菠蘿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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