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義的發生，是處於怎樣的社會環境下呢？
武昌起義的前夕，當時的中國社會因為清政府的無能滋生了各種矛盾並不斷激化，逼迫得百姓們持續不斷的做反抗活動，再加上當時留學海外返國後的學子們因為深受西方教育影響，在思想上的開放創新使得他們意識到如今的中國需要改變，那麼就得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所以開始不斷的發動武裝起義。
武昌起義在於清政府在對待問題上，不能疏通解決，選擇堵式方法面對，然而卻無法意識到槍桿上的威懾已經不足以支撐他們的政權了。
導火線“預備立憲”
1905年，日本這樣的小國因為“君主立憲”的制度得以戰勝“專制大國”俄國，給清廷上下造成了一個很大的震動，使得國內在主觀上普遍認為日本之所以能以小國戰勝如俄國這樣的大國，乃立憲方能戰勝於專制。
再加上當時的社會環境自從義和團運動後，全國各地的民眾起義此伏彼起，民主的思想已經開始廣泛的在全國傳播，反清的呼籲已經掀起了很大的熱潮。清政府為了平息眾怒，決定推行君主立憲。
君主立憲制度的消息推出，使得民眾期待新事物能給他們帶來福利而選擇妥協觀望，而一些資產階級分子和一部分地主官僚的君主立憲派則企圖通過立憲分得一點權力開始呼應；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反清義士清醒的意識到清政府之所以立憲只不過為了壓抑革命，然而因為民眾受到清廷所釋放的一時甜頭妥協而得不到普遍群眾基礎的支持而無法展開大規模的反抗運動，唯有以辯論的形式表示不滿。或如吳樾孤身以生命做代價來進行阻止。
至於當時的列強眼見中國因為派系的鬥爭能夠使得中國無法致力阻止它們在中國的強取利益，故也熱衷的支持民眾爭取他們的權益，以此轉移矛盾，披上他們民主的外衣，能夠更好的維持它們的殖民利益。
而清政府之所以願意推行君主立憲，在於當時以載澤、端方、戴鴻慈、李盛鐸、尚其亨等五大臣在赴歐洲考察憲政回國後指出立憲的三大好處“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漸輕，三曰內亂可弭”，故上書建議進行“立憲。
而且還可以以為立憲的準備，效仿日本於明治十四年宣佈憲政，二十二年始開國會的先例做樣子設立預備年限拖延時間。故1906年9月1日清廷頒發了《宣示預備立憲諭》。
立憲若是成功的話，或許今日的紫禁城還坐著愛新覺羅家的皇帝。然而，他們不願意放棄權力，想著讓馬兒跑又不想讓吃草的想法繼續矇蔽群眾，他們卻沒意識到自己就有如他們祖宗入關時所面對大明早已經腐朽的官老爺了。
立憲的消息使得海內外掀起一邊熱潮，紛紛響應。可是這終究是一場騙局。
1908年8月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以九年為限，同時頒佈《欽定憲法大綱》二十三條，其中十四條彰顯了君權至上，規定皇帝有權頒行法律，黜涉百司、設官制祿、宣戰議和、召集解散議院、統帥海陸軍、決定司法權等權力，可以說軍政大權皆由君主一人說了算，議院不得干預。還有皇族人員更是可依著特權逃避應有的法律制裁。隨著這份《大綱》的宣佈，世人看清了清廷欲借憲政之名，實乃集權之事的真面目。
隨著慈禧、光緒的離世，溥儀的生父載灃成為清廷最高的統治者；1909年3月下詔重申預備立憲，命各省當年內成立諮議局。
隨後的幾年都因為立憲之事爭論不休。
1911年5月，攝政王載灃廢除軍機處，組成新內閣。十三名內閣成員中漢族官員佔4人，蒙古旗人1個，滿人佔了8個，而在8個滿人中，皇族又佔了5個，這也使得當時人們諷刺此為”皇族內閣“，君權的延續。至此，清政府假借立憲以此來獲得集權，矇騙國人的把戲，完全的暴露了，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朝廷失去民眾的信任，革命的火苗在”預備立憲“的燃燒下，此次一發不可收拾。
面對這樣的情況，同年十一月一日，清廷宣佈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促其籌組“責任內閣”，企圖挽救，然為時已晚。
昏招百出致使“保路運動”
1911年5月9日，國庫空虛的清政府為了向四國銀行團借款用來鎮壓各地區的革命黨，在盛宣懷的策動下，既然宣佈“鐵路國有”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而當時四川修築鐵路的費用是來自當地的紳士、商人、地主，還有農民，而且農民購買的股份佔很大比例。清政府頒佈 “鐵路國有”政策以後，不但收回了路權，而且還不退還補償先前民間資本的投入，並且隨後賣給了英、法、德、美4國銀行團。此舉因此招致了全國各階層的反對，尤其是四川地區的反對，從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
鄧孝可以《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為題著文，痛罵“盛大臣賣國奴”。羅綸起草文書，聯合2400餘人請求王人文代奏朝廷。
清廷申諭嚴飭，將王人文革職。逮捕羅綸、蒲殿俊等保路同志會代表，槍殺數百請願群眾。以此威迫民眾解散各處保路運動的組織。眼見清政府賣國求榮不止，還大肆派兵屠殺保路人士，激起了廣大人民心中的更大怒火，以四川人民更甚，民眾開始將各處電線搗毀，沿途設卡，斷絕官府來往文書。
1911年榮縣更是宣告獨立，使得保路運動推向高潮，成為武昌起義的先聲。榮縣也成為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
眼見起義之事越演越烈，四川當地的清兵開始撐不住了，向中央告急。清政府見狀為了撲滅四川的叛亂，調急湖北新軍入川平亂，此舉也造成了湖北的防禦減弱，給了革命黨人一個可乘之機。
1911年9月1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因為互不服彼此，找來了同盟會來主持這一事件，在同盟會的領導下，建立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關，共同聯合反清。
9月24日，南湖炮隊黨人暴動未果。打草驚蛇，使得清湖北當局下令收繳新軍部隊子彈，同時增強市面軍警力量，盤查甚嚴。
10月9日，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因為配製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引得俄國巡捕聞聲而至，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旗幟等，造成秘密洩露。並拘捕劉同等6人，隨即引渡湖北當局。湖廣總督瑞澄下令關閉四城，四處搜捕革命黨人。
面對戒備森嚴得武昌城，各路革命義士無法取得聯絡，決定以槍聲為號，於10月10日夜晚發動起義。
10月10日晚，倉促起事的起義軍兩次發起進攻，最終在黎明前佔領了武昌城。
星星之火可為燎原，武昌首義，各省民眾紛紛起義響應。
在這次起義事件中，同盟會的宋教仁與黃興因為孫中山的反對，無法前來參加。孫中山之所以反對，在於他認為：“武昌處於四戰之地，水陸交通發達，容易遭受清兵調受重兵包圍，不如選擇在廣州起事，一旦事成，可以廣州為根據地，不成，則可以依靠海路遠逃海外。
武昌起義的主要原因在於清廷無法處理好內閣問題，造成滿漢矛盾加深，將大部分支持立憲派人士與地方官僚人員推向了革命陣營。
漏洞百出的武昌起義之所以能夠成功在於清廷的豬隊友，本來武漢是張之洞練新軍的重點之地，實力可謂雄厚。然而湖廣總督瑞澄在獲得革命黨人名冊之時，發現上面有許多軍人的姓名，當時湖北布政司陳樹屏就曾建議效仿曹操燒掉手下與袁紹私通的來往書信的例子以安人心，但師爺張梅生力勸按名捕之，瑞澄聽張的意見，很快抓獲三十二人，誅殺三人。造成軍心騷動，引得大批的新軍士兵投向起義軍的陣營，武昌起義也正因為新軍的加入方才得以成功。
據記載曹汝霖說：“武昌兵變，由於中央集中軍權之後，引用士官出身之軍官與北洋將領遂分派別，有新舊之分。武昌起義，由於新派主謀，初僅兩營起事，餘皆觀望不動。後鄂督瑞澄搜得叛軍名冊，牽涉新軍士官很多，士官恐株連，遂先發響應。假使瑞澄處以鎮定，將名冊銷燬，即可使反側者安心，徐圖處置，何至釀成大禍。”
武昌起義的成功意味著大清王朝的氣數已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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