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佩蘭是嶺南三大家之一，這個稱呼始自於清康熙三十一年王隼所編的《嶺南三大家詩選》，而後這樣的稱呼得到了業界的認同，比如王士禛在《漁洋詩話》捲上中說：“南海耆舊屈大均翁山、梁佩蘭藥亭、陳恭尹元孝齊名，號三君。”
但也有人認為，在王隼之前，嶺南這三位大詩人已經出名，比如呂永光在《六瑩堂集》前言中說：“三家……在王隼編三家詩之前，先已並稱於海內……而同時詩人王士禛、朱彝尊、張尚瑗、卓爾堪、王攄等等，亦以三家並舉。王隼編定三家詩，實在是代表了當時詩界的普遍意見和看法，並非其個人所能私以相授的。”呂永光認為，三大家之名並不是王隼所授予者，他只是順應了那個時代人們的普遍看法。還有的人認為，王隼所選的這三位雖然足夠名氣，但還有同時代的詩人可以與之比肩，例如羅學鵬在《廣東文獻四集》卷十九中說：“王蒲衣選屈翁山、梁芝五、陳元孝詩，號曰‘嶺南三大家’。舍其父《耳鳴集》而不與，不知其命意何若……程湟溱稱詩都下，為名流折服，才名寧出三家下……乃概置弗錄，豈得為持平之論哉？”羅認為，與三大家同時代的程可則或者王邦畿，也都能與三大家並稱，故他對王隼僅選這三位表示了不滿。
治安崗亭及仙湖街入口
那麼，王隼為什麼要將這三位詩人合稱在一起呢？鄧之誠認為：“《嶺南三大家詩選》，隱以抗江左三家。”（《清詩紀事初編》卷八）但王富鵬覺得鄧之誠的這個說法“也許帶有臆斷之嫌”。而沈汝瑾寫過一首《國初嶺南江左各有三家詩選閱畢書後》：“鼎足相詩筆墨酣，共稱詩佛不同龕。珠光劍氣英雄淚，江左應慚配嶺南。”看來，沈認為嶺南三大家在詩界的影響已經超過了江左三大家。但話又說回來，王隼編此書的目的，是真的要嶺南與江左相抗衡嗎？王隼這麼做的動機究竟如何，也只能讓後世隨意解讀了。
選集之難做，由此可見一斑，這就是所說的眾口難調吧。但無論怎樣說，梁佩蘭也是三大家之一，這也足可證他在清初詩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但從個人經歷來說，梁佩蘭與屈大均、陳恭尹不同。明末清初歷史鉅變期間，屈大均以及陳恭尹的父親等人都參與了抗清鬥爭，而梁佩蘭卻沒有這樣的經歷。
清順治七年十一月，清軍第二次攻陷廣州，當時梁佩蘭22歲。梁帶著家人到處逃難，曾有一度他還出家為僧，然而到了清順治十四年，梁卻參加了清廷舉辦的科考，而後的三十年間，他屢敗屢戰，直到康熙二十七年，才考得了進士，這也正是他與另兩大家主要的不同之處。
窄窄的仙湖街
按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可是嶺南三大家之間的關係卻處得很融洽，這其中的原因，一是他們年齡相仿，梁佩蘭比屈大均大一歲，而屈大均又比陳恭尹大一歲，所以三人沒有年齡的差距；同時這三位也共同住在廣州的城南，並且在年輕時，這三人就是共同的玩伴。梁佩蘭的科考之路如此漫長，而他每次從廣州前往北京時，屈大均和陳恭尹大多都有詩歌酬唱。後來梁終於考取功名，另外兩家還作詩予以慶賀，可見，那兩位一點兒都不覺得梁參加清廷的科考有多麼的不能容忍。
梁佩蘭一次一次地入京考試，雖然旅途勞頓，但他也結識了不少當時重要的文人，首先是他的座師徐乾學。梁佩蘭對徐十分地敬重，從他給徐寫的《贈徐健庵宮贊》一詩就可看出：
僕本海邦人，夙昔承顧盼。
貧家破茅屋，夜坐恆至旦。
辨論摧箭鋒，文賦回鳥瀾。
中間一揮手，遠隔同朔雁。
十年此度來，雲泥更相判。
不忘故交好，相見成燕衎。
刻我肺與肝，毋使金石爛。
可惜這個牌子上刻的不是“梁佩蘭故居”
梁佩蘭在京期間結交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納蘭性德，梁有一段就住在納蘭家中，直到康熙二十四年納蘭去世後，他才遷出。當時納蘭性德的書齋成為了在京文人雅聚之地，而梁佩蘭也正是在這裡結識了姜宸英、顧貞觀、吳雯等重要詩人，可惜的是，納蘭在30歲就突然病逝了。面對此況，梁佩蘭很是悲傷，他寫了《挽成容若》十二首，其中第十一首為：
《飲水》留詩卷，行邊指畫圖。
一時雲雨散，幾處友朋孤。
淚作天河落，心將塞草枯。
平生無此哭，不是為窮途。
仙湖街街牌
看來，梁佩蘭的痛哭是真心的。他說自己不僅僅是失去了一座重要的靠山，而更重要者是失去了一位能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在京期間，梁佩蘭結識的另一位重要詩人則是王士禛，那時的漁洋山人已經在詩界頗具名氣。那個階段，王士禛正在大力提倡自己的“神韻說”，梁佩蘭與之相識後，在詩風上確實也做了相應轉變，梁寫過一首《壽王阮亭先生》：
本朝元老公為最，劍履頻邀聖主恩。
身是仙人餐沆瀣，名垂風雅並乾坤。
高天北斗三能正，泰岱東方五嶽尊。
遙望蓬萊滄海上，金銀宮闕見朝暾。
走到這一帶，門牌卻改為了“大南路”
梁在此詩中很是誇讚王漁洋在詩壇上所綻放出的光彩。
梁佩蘭考取功名之時雖然已經到了晚年，但還是有人明裡暗裡指責他仕清之事，而梁對這些指責並不迴避，也不予辯解，並且能在詩作中表示出他認為自己所走之路的正確性，比如他寫過一首《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
噫！
公渡河。
公渡河，何之？
河流澌澌。
噫！
穿過大南路，眼見的則是書坊街
對於這首詩的本事，王富鵬在《嶺南三大家研究》一書中說到：“《公無渡河》為樂府舊題，說一個狂夫大清早跑到黃河邊上，要強行渡過激流洶湧的黃河。他的妻子追過來，未能阻止。狂夫溺水之後，他的妻子悲痛欲絕，作《公無渡河》一曲，曲終亦投河自盡。後來常有詩人擬作詠歎。梁佩蘭作《公無渡河》其寓意應該說是非常明確的。這首詩用字不多，僅‘噫’、‘何之’兩個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嘆詞和問語的運用，就把全詩的意向和感情突顯出來了。”梁佩蘭為何寫這樣一首詩，以我的愚見，這正是其對別人指責他仕清舉措的一種回擊。對於這種回擊，梁在其所寫的《王昭君》一詩中表示得更為明確：
妾生在漢地，焉敢忘漢恩？
當時不嫁胡，誰知絕世人！
顯然，梁佩蘭的這種心態自然而然地就成為了那個時期的少數派。在這樣的氛圍中，他難免會有一種無人訴說的孤獨感，這種心態在他所作的《苦吟》一詩中有所表露：
不知天地裡，還有幾人同。
是處堪成託，吾生藉有終。
寂寥隨往日，草木見東風。
贏得家人語，時時只此中。
關於梁佩蘭的詩歌特色，何曰愈在《退庵詩話》卷八中說：“梁藥亭太史有《江行雜詠》詩，清新澹逸，頗似王、孟。”何的這句話指的只是梁的某一組詩而言，對梁詩做出整體評價者，則有王煐在《嶺南三大家詩選》序言中的一段話：“藥亭之詩，如良金美玉，韜鋒斂採，溫厚和平。置之清廟明堂，自是瑚璉圭璧。然寶氣難掩，時復光焰奪目……藥亭之詩，才人之詩也。”
仙湖街的另一側入口
因為王煐是梁佩蘭的朋友，他的這幾句話顯然是溢美之詞，朱庭珍在《筱園詩話》卷二中對梁佩蘭、對嶺南三大家做出了一一評判，提到梁佩蘭時，朱稱：“梁藥亭七言，雖氣勢雄放，而簡煉未足，除《養馬行》《日本刀歌》諸名作外，往往失於奔放，墮入空滑一路。如《木瓜上人打鼓歌》，則叫囂粗率，近惡道矣。五律矜煉，猶欠高渾。五古、七律，更多平衍，又其次也。”
朱庭珍認為，梁佩蘭所作的《日本刀歌》為其主要代表作之一，我抄錄該詩的結尾部分如下：
相傳國王初鑄時，金生火克合日期。
鑄成魑魅魍魎伏，通國骷髏作人哭。
人頭落地飛紙輕，水光在水鋪欲平。
國王恃刀好戰伐，把刀一指震一國。
紅毛得刀來廣州，大船經過海若愁。
對於這首詩，沈德潛在《國朝詩別裁集》卷十六中評價到：“字字鋒鋩逼人，駭膽慄魄。”而七古正是梁佩蘭最為擅長者，沈德潛將嶺南三大家的詩歌特色做出瞭如下的比較：“廣南三家，翁山擅長五律，藥亭擅長七古，幾無與抗行者。元孝自遜力量不及兩家，而諸體兼善，七律尤矯矯不群，詩名鼎立，不虛也。”
梁佩蘭故居位於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靠近惠福路口的仙湖街。沿途打聽此街，路人均稱未聽說過，在路邊看到一個治安崗亭，上面寫著北京派出所報警電話，在廣州如何要打北京的報警電話？再往前走兩步，才明白其含義：原來這裡離北京路很近，崗亭內坐著一位保安模樣的中年男子，我向他打聽仙湖街所在，他稱自己從未聽說過，我無意中抬頭，才看到崗亭的旁邊就有一塊巨大的橫匾，上書“仙湖街”，我馬上跟他說：這不就是仙湖街嗎？他理直氣壯地跟我說：我怎麼知道這裡是仙湖街呢？！此崗亭離仙湖街口的距離肯定超不過一米，我為他的這個回答叫絕。
沿此前行，又看到了書院街
沿其街樓進入，此街是窄窄的一條小街，寬不過兩三米，兩邊已全部建成了居民樓，左旁的樓門口釘著一塊像文物保護牌一樣的石牌，我喜出望外，以為這是梁佩蘭故居的標誌，然而上面刻的文字卻不能令我興奮——“中國銀行廣州分行，仙湖樓”，雖然有“仙湖”二字，卻跟梁佩蘭無一絲的關係。而此街右面的一排樓，每個樓門口的門牌上卻寫著“大南路”，這讓我迷惑，向走出這樓門的一位婦女打問，她說大南路是與此街平行的另一條大路，而這個門牌號是指的大南路的每一家的後門。
沿著此街一路向下走，希望能發現什麼奇蹟，小街不長，在二百米之內，盡頭是院門，上面也寫著“仙湖街”三個字，而盡頭的左旁是另一條新修的仿古街，名曰“越秀書院街”，應該跟梁佩蘭沒什麼關係。在這條小街上，我邊走邊向路人打問，都說沒有聽過樑佩蘭這個名字。看來，在這裡，梁佩蘭的名字和故居都已經煙消雲散到完全沒有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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