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佩兰是岭南三大家之一，这个称呼始自于清康熙三十一年王隼所编的《岭南三大家诗选》，而后这样的称呼得到了业界的认同，比如王士禛在《渔洋诗话》卷上中说：“南海耆旧屈大均翁山、梁佩兰药亭、陈恭尹元孝齐名，号三君。”
但也有人认为，在王隼之前，岭南这三位大诗人已经出名，比如吕永光在《六莹堂集》前言中说：“三家……在王隼编三家诗之前，先已并称于海内……而同时诗人王士禛、朱彝尊、张尚瑗、卓尔堪、王摅等等，亦以三家并举。王隼编定三家诗，实在是代表了当时诗界的普遍意见和看法，并非其个人所能私以相授的。”吕永光认为，三大家之名并不是王隼所授予者，他只是顺应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看法。还有的人认为，王隼所选的这三位虽然足够名气，但还有同时代的诗人可以与之比肩，例如罗学鹏在《广东文献四集》卷十九中说：“王蒲衣选屈翁山、梁芝五、陈元孝诗，号曰‘岭南三大家’。舍其父《耳鸣集》而不与，不知其命意何若……程湟溱称诗都下，为名流折服，才名宁出三家下……乃概置弗录，岂得为持平之论哉？”罗认为，与三大家同时代的程可则或者王邦畿，也都能与三大家并称，故他对王隼仅选这三位表示了不满。
治安岗亭及仙湖街入口
那么，王隼为什么要将这三位诗人合称在一起呢？邓之诚认为：“《岭南三大家诗选》，隐以抗江左三家。”（《清诗纪事初编》卷八）但王富鹏觉得邓之诚的这个说法“也许带有臆断之嫌”。而沈汝瑾写过一首《国初岭南江左各有三家诗选阅毕书后》：“鼎足相诗笔墨酣，共称诗佛不同龛。珠光剑气英雄泪，江左应惭配岭南。”看来，沈认为岭南三大家在诗界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江左三大家。但话又说回来，王隼编此书的目的，是真的要岭南与江左相抗衡吗？王隼这么做的动机究竟如何，也只能让后世随意解读了。
选集之难做，由此可见一斑，这就是所说的众口难调吧。但无论怎样说，梁佩兰也是三大家之一，这也足可证他在清初诗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从个人经历来说，梁佩兰与屈大均、陈恭尹不同。明末清初历史巨变期间，屈大均以及陈恭尹的父亲等人都参与了抗清斗争，而梁佩兰却没有这样的经历。
清顺治七年十一月，清军第二次攻陷广州，当时梁佩兰22岁。梁带着家人到处逃难，曾有一度他还出家为僧，然而到了清顺治十四年，梁却参加了清廷举办的科考，而后的三十年间，他屡败屡战，直到康熙二十七年，才考得了进士，这也正是他与另两大家主要的不同之处。
窄窄的仙湖街
按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可是岭南三大家之间的关系却处得很融洽，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他们年龄相仿，梁佩兰比屈大均大一岁，而屈大均又比陈恭尹大一岁，所以三人没有年龄的差距；同时这三位也共同住在广州的城南，并且在年轻时，这三人就是共同的玩伴。梁佩兰的科考之路如此漫长，而他每次从广州前往北京时，屈大均和陈恭尹大多都有诗歌酬唱。后来梁终于考取功名，另外两家还作诗予以庆贺，可见，那两位一点儿都不觉得梁参加清廷的科考有多么的不能容忍。
梁佩兰一次一次地入京考试，虽然旅途劳顿，但他也结识了不少当时重要的文人，首先是他的座师徐乾学。梁佩兰对徐十分地敬重，从他给徐写的《赠徐健庵宫赞》一诗就可看出：
仆本海邦人，夙昔承顾盼。
贫家破茅屋，夜坐恒至旦。
辨论摧箭锋，文赋回鸟澜。
中间一挥手，远隔同朔雁。
十年此度来，云泥更相判。
不忘故交好，相见成燕衎。
刻我肺与肝，毋使金石烂。
可惜这个牌子上刻的不是“梁佩兰故居”
梁佩兰在京期间结交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纳兰性德，梁有一段就住在纳兰家中，直到康熙二十四年纳兰去世后，他才迁出。当时纳兰性德的书斋成为了在京文人雅聚之地，而梁佩兰也正是在这里结识了姜宸英、顾贞观、吴雯等重要诗人，可惜的是，纳兰在30岁就突然病逝了。面对此况，梁佩兰很是悲伤，他写了《挽成容若》十二首，其中第十一首为：
《饮水》留诗卷，行边指画图。
一时云雨散，几处友朋孤。
泪作天河落，心将塞草枯。
平生无此哭，不是为穷途。
仙湖街街牌
看来，梁佩兰的痛哭是真心的。他说自己不仅仅是失去了一座重要的靠山，而更重要者是失去了一位能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在京期间，梁佩兰结识的另一位重要诗人则是王士禛，那时的渔洋山人已经在诗界颇具名气。那个阶段，王士禛正在大力提倡自己的“神韵说”，梁佩兰与之相识后，在诗风上确实也做了相应转变，梁写过一首《寿王阮亭先生》：
本朝元老公为最，剑履频邀圣主恩。
身是仙人餐沆瀣，名垂风雅并乾坤。
高天北斗三能正，泰岱东方五岳尊。
遥望蓬莱沧海上，金银宫阙见朝暾。
走到这一带，门牌却改为了“大南路”
梁在此诗中很是夸赞王渔洋在诗坛上所绽放出的光彩。
梁佩兰考取功名之时虽然已经到了晚年，但还是有人明里暗里指责他仕清之事，而梁对这些指责并不回避，也不予辩解，并且能在诗作中表示出他认为自己所走之路的正确性，比如他写过一首《公无渡河》：
公无渡河。
噫！
公渡河。
公渡河，何之？
河流澌澌。
噫！
穿过大南路，眼见的则是书坊街
对于这首诗的本事，王富鹏在《岭南三大家研究》一书中说到：“《公无渡河》为乐府旧题，说一个狂夫大清早跑到黄河边上，要强行渡过激流汹涌的黄河。他的妻子追过来，未能阻止。狂夫溺水之后，他的妻子悲痛欲绝，作《公无渡河》一曲，曲终亦投河自尽。后来常有诗人拟作咏叹。梁佩兰作《公无渡河》其寓意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这首诗用字不多，仅‘噫’、‘何之’两个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叹词和问语的运用，就把全诗的意向和感情突显出来了。”梁佩兰为何写这样一首诗，以我的愚见，这正是其对别人指责他仕清举措的一种回击。对于这种回击，梁在其所写的《王昭君》一诗中表示得更为明确：
妾生在汉地，焉敢忘汉恩？
当时不嫁胡，谁知绝世人！
显然，梁佩兰的这种心态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那个时期的少数派。在这样的氛围中，他难免会有一种无人诉说的孤独感，这种心态在他所作的《苦吟》一诗中有所表露：
不知天地里，还有几人同。
是处堪成托，吾生藉有终。
寂寥随往日，草木见东风。
赢得家人语，时时只此中。
关于梁佩兰的诗歌特色，何曰愈在《退庵诗话》卷八中说：“梁药亭太史有《江行杂咏》诗，清新澹逸，颇似王、孟。”何的这句话指的只是梁的某一组诗而言，对梁诗做出整体评价者，则有王煐在《岭南三大家诗选》序言中的一段话：“药亭之诗，如良金美玉，韬锋敛采，温厚和平。置之清庙明堂，自是瑚琏圭璧。然宝气难掩，时复光焰夺目……药亭之诗，才人之诗也。”
仙湖街的另一侧入口
因为王煐是梁佩兰的朋友，他的这几句话显然是溢美之词，朱庭珍在《筱园诗话》卷二中对梁佩兰、对岭南三大家做出了一一评判，提到梁佩兰时，朱称：“梁药亭七言，虽气势雄放，而简炼未足，除《养马行》《日本刀歌》诸名作外，往往失于奔放，堕入空滑一路。如《木瓜上人打鼓歌》，则叫嚣粗率，近恶道矣。五律矜炼，犹欠高浑。五古、七律，更多平衍，又其次也。”
朱庭珍认为，梁佩兰所作的《日本刀歌》为其主要代表作之一，我抄录该诗的结尾部分如下：
相传国王初铸时，金生火克合日期。
铸成魑魅魍魉伏，通国骷髅作人哭。
人头落地飞纸轻，水光在水铺欲平。
国王恃刀好战伐，把刀一指震一国。
红毛得刀来广州，大船经过海若愁。
对于这首诗，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卷十六中评价到：“字字锋鋩逼人，骇胆栗魄。”而七古正是梁佩兰最为擅长者，沈德潜将岭南三大家的诗歌特色做出了如下的比较：“广南三家，翁山擅长五律，药亭擅长七古，几无与抗行者。元孝自逊力量不及两家，而诸体兼善，七律尤矫矫不群，诗名鼎立，不虚也。”
梁佩兰故居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靠近惠福路口的仙湖街。沿途打听此街，路人均称未听说过，在路边看到一个治安岗亭，上面写着北京派出所报警电话，在广州如何要打北京的报警电话？再往前走两步，才明白其含义：原来这里离北京路很近，岗亭内坐着一位保安模样的中年男子，我向他打听仙湖街所在，他称自己从未听说过，我无意中抬头，才看到岗亭的旁边就有一块巨大的横匾，上书“仙湖街”，我马上跟他说：这不就是仙湖街吗？他理直气壮地跟我说：我怎么知道这里是仙湖街呢？！此岗亭离仙湖街口的距离肯定超不过一米，我为他的这个回答叫绝。
沿此前行，又看到了书院街
沿其街楼进入，此街是窄窄的一条小街，宽不过两三米，两边已全部建成了居民楼，左旁的楼门口钉着一块像文物保护牌一样的石牌，我喜出望外，以为这是梁佩兰故居的标志，然而上面刻的文字却不能令我兴奋——“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仙湖楼”，虽然有“仙湖”二字，却跟梁佩兰无一丝的关系。而此街右面的一排楼，每个楼门口的门牌上却写着“大南路”，这让我迷惑，向走出这楼门的一位妇女打问，她说大南路是与此街平行的另一条大路，而这个门牌号是指的大南路的每一家的后门。
沿着此街一路向下走，希望能发现什么奇迹，小街不长，在二百米之内，尽头是院门，上面也写着“仙湖街”三个字，而尽头的左旁是另一条新修的仿古街，名曰“越秀书院街”，应该跟梁佩兰没什么关系。在这条小街上，我边走边向路人打问，都说没有听过梁佩兰这个名字。看来，在这里，梁佩兰的名字和故居都已经烟消云散到完全没有痕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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