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於董卓的印象，肯定多集中在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的描述中，但我要告訴你，《三國演義》絕不可當史來讀！董卓也遠不是你所認識的那樣！為什麼？
中國古代的文學小說，大多與史傳擁有著極其密切的“血緣關係”，《三國演義》就是一個典型中的典型，這類作品的實際內容可能與史實有著很大的出入，但在名義上，還是要託名於史的。為什麼？因為在古人的固有觀念中，史貴與文，小說只是正史的補充材料，所以古代的小說家，千方白計地要將自已的作品與歷史這部人類自身的鉅作聯繫起來，就連《紅樓夢》在刊行初期也被冠以了宮闈秘史的稱號。
我們必須注意到，嚴謹的歷史專門著作通常都有一個特點，即以文運事，而《三國演義》則是典型的因文生事，所以說，對《三國演義》的定位要謹慎，更不能將其作為史料來讀。
正是因為《三國演義》不是正史，對某些人物的認識不足，對次要人物的詮釋也不是那麼全面，兼多有訛誤、藝術加工之嫌，故筆者今天寫下此文，就是同讀者一道，扒開故紙堆，重新、正確地認識董卓。
在認清這一事實後，我們就要拋掉《三國演義》的敘述，從史料中全面的探求關於董卓的蛛絲馬跡。
其實不論是古代的文學名著亦或是正史，對董卓的評價都差不多，都是說他“權傾朝野”、兇惡殘忍”、“倒行逆施”、“狠戻賊忍”、“皮裡春秋”“志欲無饜”。這些觀點是史界的共同認知，筆者也認同這些評述，但筆者竊以為，一個在歷史上留下籍籍惡名的著名歷史人物，我們是不是可以從更多的角度去審視他？顯然，是可以的。
漢中平六年四月，也就是西曆189年，漢靈帝劉宏崩逝，其嫡子劉辯即位，是謂少帝，即位初，崢嶸現，亂象生，政治鬥爭的嚴酷、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一下子都爆發了出來，當時，朝內掌權的兩大集團，宦寺與外戚的予盾愈演愈烈，少帝即位不過幾天，把控朝政的大將軍何進便在政治傾軋中被宦官張讓殺了，這種情況下，即使貴為皇帝也要避禍，不久，劉辯便逃出洛陽，隨即又落入董卓的手中。
其間，一直觀望朝中局勢的幷州牧董卓搶先一步，進入洛陽，開始了掌控東漢中央政權的權臣生涯。
觀看董卓的履歷不難發現，其一路走來，靠的就是兵權，儘管最後董卓倒行逆施，縱情聲樂，殘忍嗜殺，惹了眾怒，但觀察其集團的構成，其中明顯地帶有某種特徵，那麼，是哪些人或是哪個群體在支持董卓？
非實圖
視線轉回到幾個月前，朝延要徵董卓為少府，董卓拒絕了，在給皇帝的上書中，董卓是這麼說的“我的手下湟中義從和秦胡兵都來攔我的車，不讓我走，我制止不了他們，只能留下來安慰他們（不是原文）”儘管這是董卓的推脫之言，但也不失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完整的線索。
董卓手下的士兵多為湟中義從和秦胡兵，這兩個名詞代表什麼呢？代表的就是一支戰鬥力強大的少數民族軍隊，其中，董卓起家的軍隊，即為地方豪族的私人部曲，其部隊的地方性，即為涼州豪族。
那麼，問題又產生了。支持董卓的地方豪族是怎樣誕生的，同時，董卓又是如何收穫這群人支持的？
先上圖
首先，董卓出生於今天的甘肅省岷縣，彼時，甘肅正是關中地區的一部，讀歷史不難發現，我們的國家，自秦有了中央集權之後，即誕生了兩個地理名詞，中央與地方，秦之前的周，施行的體制叫封疆建國，周室分封了一大批諸候，時間一久，中央的權威便沒有了，接著就是春秋戰國之千年大變局，百年動盪，這其中，秦國奮六世之餘烈，一掃六合，建立了一個大一統政權，秦朝，這時，中央的權威變得空前強大，正所謂為利者攘攘來，所有官員的夢想都是往上爬、做京官，來首都地區打卡上班，自然而然，這些人與其身後的家族便在首都附近產生了一個超級大的聚集區，也就是關中地區。
這是人的自發行為，使地方豪族有了地理上的基礎，再往更深層次探究就會產生一個問題。為什麼關中地區在長達千年的時間一直是國家的核心區域？
德國經濟學家約翰·馮·杜能曾提出一個著名的理論，名日農業區位論，什麼叫農業區位論，如圖
雖然區位論是講經濟的，但關於歷史還有一種最基本的認識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國的許多歷史地理學家，就是根據杜能的區位論，從歷史地理、經濟學的角度得出了極其豐碩的學術成果。
今天我們在這裡討論的就是國都區位的問題，1946年，倪志書在中央日報發表的《中國古都區位論》認為在中國人的歷史上，凡是大一統政權所設的首都，均在以南京、西安、北京三都為頂點的等邊三角形之上，否則其政權就涉及到一個偏安的嫌疑。
那麼，根據杜能、倪志書等人的理論，選擇將國都建立在洛陽，便有其經濟學上的依據支持，據此，上層建築便被決定了，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關中地區長久以來都是國家的中心地帶，同時，這也是地方豪族聚居關中地區的邏輯先決條件以及關中地區作為國家核心地帶是否具有其農業經濟學上的理論支撐。
到了漢朝，劉邦出於歷史沿革、區位優勢、空間權衡的綜合考量，再次將國都設立在關中地區。
故而，經過近百年的發展，靠近國都的地方便紮根下了大量的地方豪族，這其實與現在的風氣是一樣的，大家都上趕著往資源更多的一線城市跑，俗話說，在京城扔片磚頭能砸倒一大片處級幹部，當時的關中地區差不多也是這樣，遍地豪族。
豪族一詞我們尚可以理解，因為在宗法社會中，人與家族的聯接非常緊密的，那麼它的地方性該怎麼理解？用今天的概念來理解就是一個公司的總部位於北京那麼這個公司就是北京公司，同理，位於關中地區的豪族，就是關中豪族，再往細劃分，由州來分，就是幷州、涼州，雍州之差，董卓集團的地方性就在於涼州。
而漢政府曾持續地執行過關於削弱地方勢力的強幹弱枝政策，這種政策造成的結果就是其他地方的豪族陸陸續續地遷入關中，這也是關中豪族的另一大來源之一。
這些外來戶，在紮根之後，就要置地，我們知道，古人投資的途徑不多，無非有兩個主要的投資行為，即買房置地，這些豪族在置地之後，就要作僱傭主，給僱主打工的員工，肯定就要服從僱主安排，故這些家族又在地方上擁有了巨大的影響力。
這般下來，種種因素一綜合，關中地區諸多來源不同的勢力便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對外表現的內容就是統治階級，統治全國，至於他們內部的予盾，則是在東漢喪失了對全國的統治之後爆發的，這就像把天下比做一塊蛋糕，皇帝是握刀分蛋糕的那個人，現在刀掉了，大家就峰擁而上，去搶奪刀的主導權，所以說這裡面的利益衝突是很複雜的。
以上即為地方豪族的產生，接下來我們就議議董卓為什麼能得到這些勢力的支持。
董卓的父親董君雅當過穎川郡的綸氏縣尉，屬於基層官員，主管緝捕盜賊，漢沒有官與吏的分別，故董卓的父親及其家族就是當地的豪族，這也就意味著，董卓在身份屬性上得到了當地豪族的認可。
看歷史地圖可以發現，董卓所處的關隴地區，靠近羌胡，故而這裡民風彪悍，人人習武。
誠如《漢書》所言，自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例如白起、王翦、甘延壽、孫賀、傅介子、官桀、慶忌、李廣都是關中地區生人，也因此，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即出將入相，很多官員都是從武職當起，最後拜相，所以整個中古時期，中國的武力值與其他幾個朝代比絕對是N0.1的。
也是因為於此，董卓個人深受當地民俗侵染，史書說他“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說董卓臂力好，玩弓箭棒，同時羌胡也很敬畏。
而且，董卓還有一個外號叫“健俠”，什麼意思呢，剛勇俠義，這種風氣在漢末之後的西北最為盛行，且這種時代的風氣或者說個人的氣質，還是秦與六國的遺俗。
總而之言，董卓在年輕的時俟，在外人看來那真的是有勇而且身材粗猛，看不出一點日後的“兇諮”來。
因此，董卓深得羌胡豪傑歡心，這點確實與人們印象中的董卓不符，但事實的確如此，董卓早年的群眾基礎就是這麼好，有了涼州豪族與羌胡的支持，董卓集團才得以在日後發展壯大。
初平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清晨，董卓在去皇宮赴宴的道路上，被呂布殺死，就此，橫行一時的涼州董卓集團，分崩離析，這段史實也正式地蓋上了棺材板。
在談及董卓集團失敗的原因時，學界有多個維度的討論，比如有人是細緻盤點，總結得失，有人是從文化衝突的角度分析，還有人是從士族門閥與董卓集團的衝突來看，並且對次要的予盾分析還有什麼涼並予盾，羌胡問題，但因為本文大部分篇幅都是從地域衝突的角度來審視董卓集團，所以筆者接下來就延續這一邏輯，為大家揭示董卓集團崩盤在地域方面的原因。
當時的朝中，存在著大量的“地域黑”，比如侍中楊琦就說過這麼一句話“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這句話非常值得深思，對董卓集團開地圖炮並非單獨的個例，因為什麼？因為董卓集團的主力不是西北少數民族就是靠近西北的漢人，這些人自然就被中央的官員視為蠻夷，再加上董卓本人和其手下的士兵多有暴行，不止官員不滿，連百姓也有苦難言，心懷不滿。
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
可以這麼說，董卓在進入洛陽之後，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甚至連基本盤都丟光了。這又是為什麼？
核心原因就是涼州豪族支持董卓的目的也不是讓他逐鹿天下，顛覆固有的體系，固有的體系是什麼？是外戚-豪族雙雙形成的執政共同體，簡而言之就是出身於地方豪族的外戚勢力控制朝政，儘管董卓與其身後的家族也算豪族，但問題是，董卓家族充其量只是涼州的破落豪族，門第不高，號召力也不強，再加上董卓也不是外戚而是軍閥，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人人都不歡迎的“外人”，董卓焉能不敗？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在何進被殺之後，東漢政權己喪失了其在全國的統治地位，此時統治階級內部的予盾業己轉移，也就是說，此時大家的牌局已經進行到了掀桌子洗牌、換人上桌的階段。
參考文獻《英雄記》、《三國志》、《後漢書》、《歷史地理學探究》、《經典再生產---金聖嘆小說評點的文化透視》《中國中古史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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