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這裡我必須給你敲一下黑板：波蘭尼指出的這個事實，非常非常重要。為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自由市場是好的？就是因為他們相信，自由市場是“自生自發”、自然演化出來的，是一種“自然秩序”，所以是好的；而國家、社會對自由市場的任何干預，都是“人為的設計和強制”，因此是必敗的烏托邦。
波蘭尼說，錯了錯了，真實的人類歷史，剛好是反過來的。自發調節的自由市場，在人類歷史上從來就沒有自發地出現過，它完全是19世紀西歐各國政府強制推行的結果；與此同時，對自由市場的種種干預和限制，才恰恰是社會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而自發出現的。這個結論很具顛覆性，必須展開來講。
我們從英國曆史上著名的圈地運動說起。圈地運動，我們在中學歷史課本都學過，是指15世紀之後，英國的毛紡織業迅速發展，出現了對羊毛的大量需求，羊毛價格不斷上漲。於是，英國的貴族地主們大量圈佔公有土地，將其私有化，用來養羊。從純粹的經濟意義上說，圈地運動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因為它把土地要素投入到生產效率更高的行業，大大推動了英國毛紡織業的發展，為之後棉紡織業的發展打下基礎，而工業革命正是從棉紡織業開始的。
但是，圈地運動對當時英國社會的破壞和衝擊，是非常劇烈的。大量淳樸農民被從公有土地上趕走，流離失所，變成乞丐和小偷；鄉村的社會組織被破壞，人口大量減少，到處是破敗和荒蕪的房屋。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出現了一系列自發的保護運動，比如1549年的英國農民起義，史稱“凱特叛亂”，後來被鎮壓，幾千名農民被殺死。
弔詭的是，在整個圈地運動過程中，代表先進力量的英國議會，是站在圈地者一邊的；而代表腐朽力量的王權和教會，則儘可能地通過反圈地法，來對失地農民提供保護。比如，英國國王亨利七世、亨利八世、伊麗莎白女王，都先後頒佈過反圈地法。最終，王權輸給了議會，反圈地法被議會廢除，反對圈地的大臣和主教被議會處死，英國圈地運動在18世紀達到高潮。這是英國紡織工業的勝利，卻是失地農民的悲歌。
回顧圈地運動的過程，你會發現，這就是英國的土地大規模私有化、市場化的過程。顯然，它並不是在一個漫長曆史中的自然演化，而是歷史的突然轉折，靠的是強權暴力和英國議會的強制執法。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反向的社會保護運動。在當時的進步人士看來，無論是農民起義還是國王的反圈地法，都代表了歷史的反動，阻礙了經濟進步的步伐。
好，我們接著往下看。想要建立一個自發調節的自由市場，現在，土地問題解決了，但勞動力還沒有解決，當時的勞動力並不是自由交易的生產要素。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幾部法律。英國《濟貧法》規定，各個教區要對沒有工作的赤貧者提供一定程度的救濟，讓他們能夠免於飢餓。但這會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哪個教區的濟貧工作做得好，全國的窮人就會蜂擁而至，導致這個教區不堪重負。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又頒佈了《安居法》，嚴格限制人員流動，規定人們只能待在自己的教區內。
在當時那些急於讓勞動力成為商品的進步人士看來，這兩部法顯然是惡法。《安居法》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形不成全國性的勞動力市場；而《濟貧法》讓窮人免於飢餓，這樣一來，他們出賣勞動力的動力就不足。
當時的一個觀察家，丹尼爾·笛福，也就是《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是這樣論證的：救濟窮人，就會讓他們不工作；他們不工作，就會阻礙生產；生產被阻礙，就會產生饑荒。所以，救濟窮人的結果是製造出更多的窮人。這在當時是非常流行的觀點。
在大量像笛福這樣的知識分子的搖旗吶喊下，《濟貧法》和《安居法》被相繼取消，大批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勞動力，被成功地拋入了自由市場。這個過程，當然也不是社會自然演化的結果。
就這樣，在成功地把土地和勞動力商品化之後，英國的自由市場體系基本建立，工業革命也進入了高潮。按照這些經濟進步人士的推斷，雖然取消社會救濟後窮人很悲慘，但一旦自由市場體系開始運作，經濟欣欣向榮，窮人會自然而然變少。然而，奇怪的是，歷史卻不支持這樣的假設。
事實上，工業革命一直存在一個令人費解的悖論：就是，在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18世紀末19世紀初，貿易量不斷增長，就業機會增多，英國的平均工資水平也在不斷上漲，然而，社會底層的赤貧者卻越來越多。窮人好像在一夜之間就冒了出來。有大量的文學作品反映了當時這個社會現象，像《霧都孤兒》《悲慘世界》等等。
那麼問題來了：窮人們到底是從哪兒來的？當時討論這個話題的小冊子汗牛充棟，眾說紛紜。有的說是英國人口過剩，有的說是農業工資太高導致糧食太貴，有的認為是窮人自身的墮落，等等。這些當然是胡扯。
波蘭尼認為，真正的原因，是自我調節的自由市場製造了窮人。說得更具體點兒，是早期貿易的劇烈波動，造成了大量工人的週期性失業。這些工人原本是農民，後來背井離鄉來到城市打工。但是，幹著幹著，突然就由於市場波動而失業了。這些失業工人沒有任何的社會安全網絡，也無法再回到故鄉務農。當時有個觀察家評論說，“紡織工人一無所長”，“今天完全就業的工人，明天就可能淪落到街頭討麵包。”
在波蘭尼看來，在圈地運動、濟貧法取消、工業革命這三重力量之下，英國社會發生了一次地震：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大量定居的農業人口變成了走投無路的流民。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還不是經濟上的剝削，而是社會資本和社會文化的解體。這些勞動者，被從他們依賴的鄉村社會網絡中連根拔起，拋入了“文化真空”，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
這種情況，不只是發生在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在西方向外殖民擴張的過程中，也一再發生。在非洲，殖民者把自由市場制度強加在黑人土著部落當中，結果造成了土著社會的全面崩潰，在文化上和道德上都出現了全面退化。在英國殖民下的印度，當東印度公司的壟斷被廢除，引入自由市場體系之後，印度發生了嚴重的大饑荒，成百萬人死去。因為印度的村莊共同體被消滅，古老的鄉村互助組織被市場取代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19世紀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社會保護運動，席捲整個歐洲，包括憲章運動、盧德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等。波蘭尼在這裡想強調的是，這些運動的名目不一、理念不同、領導人也不一樣，體現出了充分的社會自發性；但是，這些運動的目的卻指向同一個方向，就是阻撓自由市場的運作，保護勞動力免受自由市場的衝擊。
這再一次印證了波蘭尼的推斷：自由市場是強制推行的結果，而對自由市場的干預是社會自發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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