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自然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有风和日丽，也有风雨交加。然而，有阴影的地方，必定有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英雄的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奔赴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驱散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阴霾，终于拨开云雾，迎来艳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短短两月余，这座英雄的城市默默上演着太多不为人知的英雄故事。
由来自上海市40家医院的148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上海市第三批援鄂医疗队于1月2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陈尔真院长带领下驰援武汉，接管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两个重病房和一个重症监护室共140张床位的医疗救治工作，3月22日凯旋返沪。为此，本报记者特别采访了陈尔真院长。从重症医学专家的专业和深入，到率领百余名医疗队将士出征前线的睿智与魄力；从医院管理者的高瞻远瞩，到医者跨越国界的博爱与大义——深明大义，深悉小节，陈尔真院长将抗疫经历、经验及疫情后的思考深入浅出，娓娓分享。本文整理访谈精要如下，以飨读者。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上海市第三批援鄂医疗队胜利凯旋
问：您带领的上海市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在55天的前线支援工作中取得了哪些显著成效？克服了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尔真院长：截至3月20日，我们共完成了332例确诊新冠病毒肺炎病例的救治任务，其中重症和危重症共计237例；累计治愈出院278例，总治愈率达83.73%，其中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治愈率分别为82.8%和52.94%。
这些数字是让我们欣慰的，但每一项数据的累积，都凝聚了医疗队战友克服重重困难的艰苦奋战。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原身并非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改建初期，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院感防控流程、人员配置等方面均存在诸多短板，严重影响医患安全。到达武汉早期，医护人员防护物资、医疗设备短缺；供氧力严重不足，影响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效果；医患比例严重失衡，队员工作负荷巨大；医疗队员来自40家不同医院，日常工作方式、文化背景各异，要面对陌生的战场、陌生的战友、陌生的疾病……有限的资源、有限的人力，我们只能因地制宜，及时制订、优化了各项工作流程和制度，加强培训，加强队员间的沟通、形成合力，注重规范和细节，厘清矛盾主次、科学处理问题，保障了医疗安全和质量，确保了救治工作的顺利、高效推进。
早期预警，早期干预，一人一策，不断优化——新冠病毒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防治四大要点
问：结合您前期丰富的救治实践，针对新冠病毒感染后疾病发展特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救治要点有哪些？
陈尔真院长：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前期发表于《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一文（来自72314例临床报告确诊病例），以及钟南山院士等于2月28日正式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in China”（“中国2019冠状病毒病的临床特征”）一文（来自1099例实验室确诊病例），我们可以看到，轻/中症病例约占81%，经积极治疗普遍预后良好、病死率低；重症和危重症病例分别约占15%和4%，病死率分别约为30%~40%和50%~60%。
在疫情后期，随着医疗资源的补充和配给、诊疗经验的逐步总结和积累，新冠病毒感染患者获得早期诊断、早期干预的比例逐渐提升，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的比例随之明显降低。因此，建立潜在重症、危重症病例早期预警体系，进而早期识别、早期个体化综合干预，对预防患者发展为重症、危重症极为重要。一方面，高龄、合并复杂基础疾病（如呼吸道、心血管疾病等）是高危因素，早期阶段需特别警惕其转为重症、危重症风险；另一方面，体温、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血氧饱和度等指标水平及肺部病灶影像学进行性恶化或持续无法改善者，也属于重症、危重症预警信号，应积极采取相应有效措施干预、控制。
对已经发展为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治疗，鉴于其基础状况、临床表现、对治疗手段敏感性等个体差异，需依据前述核心指标水平变化，采取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治疗，并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及时调整和优化方案。
沿用成熟模式，应对重症共性；主导学科合作，制订个性策略
问：您认为重症医学专业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抗战中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
陈尔真院长：疫情防控无疑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和努力，而由于新冠病毒侵袭性强、感染后疾病发展快，患者基数大且重症比例较高，救治重症、危重症患者离不开重症医学科的力量，重症医学专业显然是本次疫情救治核心主力之一。重症、危重症患者，无论是新冠病毒肺炎还是其他疾病，其病理状态具有共性，其治疗原则遵循一套整体的理念和模式，需兼顾全身各系统器官功能的维持和改善。一方面，本次疫情救治工作，对重症医学医护人员日常的专业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既往成熟的临床实践经验亦可为本次疫情救治所用。因此，以重症医学为平台、多学科共同参与，制订个体化治疗策略，是新冠病毒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治疗的关键。本次疫情的防、控、治实战工作也充分提示我们未来加强对重症医学专业人才规范化培训、夯实临床基础、提升专业素质的重要性。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往鉴来，可以制利害；居安思危，有备则无患——后疫情时代的防控思考
问：回顾本次抗疫经历，您认为与当年SARS疫情应对相比，我们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变化如何？在体系建设、能力培训、应急演练等方面还有哪些有待完善之处？
陈尔真院长：相较于2003年的SARS疫情，基于既往的经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医学技术的发展，本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应对能力，进步是不可否认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每一次灾害都应成为历史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因此，疫情后的总结、反思是极其必要的。
其一，疫情报告制度的客观性、各级信息的对称性有待增强，才能在疫情萌芽阶段，通过合理合情地公开报告，既防止恐慌，又有效提醒公众自我防护，尽早遏制疫情传播和发展。
其二，疫情防控的应急预案落实力度有待强化，每一处细节的执行和到位改变甚至决定整个事件的结局。
其三，医疗救治物资储备机制有待改进和优化。疫情防控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战役，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疫情早期时暴露出来的前线防护物资、生活物资匮乏，反映出我们应急能力的短板，也不可避免会影响疫情防控效果。物资储备的投入是必要且不可打折扣的，实际上，科学、有计划地利用储备物资并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将需定期更新的物资用于日常演练，可有效提升医护人员的应急专业能力。
其四，“平战结合”的重大传染性疾病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体系有待建立。综合性医院在日常运作的同时，也应具备“平战结合”的能力，即：有预见性地设计和置备应急病房及硬件设施、组建和培训高水准的应急医疗队（也为“整建制”救援奠定基础），同时科学地统筹规划，正常时期充分利用，不浪费资源，但不放松常态化的演练、应急设备的维护更新，关键时刻“能打仗、打胜仗”，灾害发生时能够从容、及时地实现床位迅速腾空、应急设备快速启用等。
综上，只有真正做好“人、财、物”的充分储备，才能足够从容、高效地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以制度约束人，以规范管理人，以文化引导人——后疫情时代的医院精细化管理
问：从医院管理者的角度，您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医院管理方面需要做哪些思考？
陈尔真院长：其一，以医院为单位组建医疗队，“整建制”接管和支援前线病房的策略亟待重视。不言而喻，来自同一家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无论从医院文化还是专业配合上都更默契，更有利于医疗队快速、高效地投入救治。
其二，院感防控力度的增强。一方面，本次疫情中，不少医护人员的职业暴露反映出院感防控的不足；同时，不仅是传染病，包括细菌耐药也是院感防控的重要内容。必要的日常投入才能从源头上遏制感染事件的发生，进而节约医疗资源、保护医患健康。
其三，医院日常的精细化管理、流行病预警体系建立有待加强。例如，对日常收治的发热、腹泻等流行病特征性症状患者数据统计，应精细到时间维度上的纵向、持续对比，才能有效预警、早期防范，以信息化手段实现精细化管控。
其四，医务人员综合能力的提升。现今的医学人才培养体制，学科分野越来越细，专业化无疑极大提高了本领域疾病的诊治水平，但“专业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可避免形成了学科间的隔膜，限制了视野和思路，关键时刻更是局限了“用武之地”。
其五，疫情救治中敬畏生命、全力以赴的医学精神应在今后的日常医疗实践中继续传承和延续。
医学无国界，“中国经验”与国际共享
问：瑞金医院在国际交流方面一直在国内领先，目前国外疫情蔓延，您和团队是否开展了关于疫情防控中国经验的线上国际交流与分享？
回到上海后，我又相继参加了与意大利、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线上交流会，介绍了我们武汉前线以及上海的抗疫经验，并进行了答疑和讨论。后续，对有需要的国际同道，我们仍然会继续积极地分享中国经验，期望助力全球早日全面战胜疫情！
文字｜中国医学论坛报 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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