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員在穿上防護衣
中國疫情基本穩定，從3月25日零點起，武漢外的整個湖北已解封。
4月8日，武漢也將恢復正常通行。
但是放眼世界，防疫形勢並不樂觀。
3月26日，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46萬。
從10萬例到20萬例用了10天，20萬例到30萬例用了4天，30萬例到40萬例僅用了3天。
意大利情況最糟糕，是繼中國之外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高居第一的國家。確診病例破7萬，死亡比例逼近10%！
而隨著醫療系統的癱瘓，死亡率還將不斷飆升！
更可怕的是，由於粗於防護，造成醫護人員大面積感染，截止目前，意大利已有4824名醫護人員感染病毒。
美國也不容樂觀連續兩天新增破萬，後來居上位列第二，突破6.2萬人。
西班牙確診病例破4萬，要知道他們總人口才4600萬，死亡率則達到了6%以上，而10天前還是2%。
……
列舉這些外國的疫情，不是老張幸災樂禍，而是真的有點兒搞不懂。
是他們窮嗎？是他們醫療水平不發達嗎？
按說中國舉全國之力抗擊疫情，已經給世界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要知道那時的武漢，那時的中國，關於病毒的傳播性、診療方案，沒有任何的經驗可以借鑑。
我們不提倡所謂的“抄作業”論，起碼借鑑借鑑中國的防疫經驗總可以吧？
然而，並沒有，西方國家習慣性地敵視中國，讓他們在這次疫情中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西方國家為什麼普遍不喜歡中國？
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巨大分歧甚至迥異，讓他們從骨子裡就不認可中國。
再加上佔據全球話語權的西方輿論數十年如一日對中國的抹黑，這些都影響了普通外國人對中國的觀感。
更重要的是，當今世界的主流文明模式，是構建在西方文明基礎上的。
無論是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經濟發展邏輯乃至普通人的思維模式、生活習慣，諸如此類，都是典型的西方化主導。
也就是說，所謂現代文明的標準，完全就是由西方國家制定的。
在他們的潛意識裡，現代文明就等於西方文明。
所以，有著五千年文化底蘊的中國，在他們的眼裡反而是落後的、陳舊的。
這種偏見嚴重到，甚至連馬雲的慷慨捐助，都會被痛罵。
馬雲給美國捐了100萬隻口罩，外加50萬隻新冠病毒測試盒。
這本來是雪中送炭的大好事，沒想到卻遭到很多美國人的責罵：
“我們真的要相信來自中國的東西嗎？”
“不要，自己留著這些垃圾吧。”
“不要相信他們的口罩。”
“我不想要任何來自中國的東西。”
武漢封城的時候，西方政客和西方媒體紛紛攻擊中國：
“將城市變成了集中營。”
“限制自由，沒有人權。”
中國很多省市啟動一級響應，
老百姓自願在家隔離的時候，
西方政客和西方媒體又攻擊中國：
“中國是最沒人權的地方。”
“中國公民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在中國全力抗疫的時候，西方政客和媒體不僅不吸取中國抗疫經驗，反而對中國的制度、民眾充滿了諷刺挖苦。
這其中最典型就是《華爾街日報》的“東亞病夫”論，以及德國《明鏡週刊》著名的評論：
“中國人若想消滅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需要的藥方既不是什麼西醫疫苗，也不是中醫草藥，而是自由和民主。”
現實給西方國家上了生動的一課。
國家一聲令下，全國人民自我隔離，4萬多名醫護人員馳援武漢，千千萬萬志願者和一線防疫人員共同努力，僅用不到2個月時間我們就基本控制住了疫情。
這不是說我們有多幸運，也不是無視在疫情中逝去的生命。
的確，這樣的局面是用巨大而沉痛的代價換來的，也正因如此，這樣的經驗才愈發珍貴，愈發不可被無視。
當然，每個國家的體制不同，國情不同，有些防疫經驗，在西方國家未必能夠落地。
比如封城，以意大利米蘭為例，其實早已經採取了“封城”政策，但執行得不好，全靠民主的自覺。
比如居家隔離的落實程度，西班牙有位一線醫生，看到本國居民到處聚會，牽著狗四處溜達，而她已經連續工作10個小時沒有休息時，忍不住在鏡頭前慟哭，呼籲全國人民：
“災難來了，求求你們不要外出了。”
比如“應收盡收”，中國援意專家組組長裘雲慶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中國可以通過疾控中心、街道社區早期發現、隔離病人，查找密切接觸者。意大利缺乏這樣的人員，做不到應收盡收，應該隔離的都隔離。
每種體制都有自身的優劣，我們不去挖苦嘲笑別人，但也不能無視自己內心的感受。
就像我們每天看到的產品廣告，不要關注廣告文案說得怎樣天花亂墜，產品好不好，用過才知道。
兩個月時間，我們挺過災難，我們劫後餘生。
腳踏著這片熱土，認真凝望、審視生活的這個國家，看著周圍發生的一切，看著在這次疫情中那麼多的英雄人物。
我們見證了什麼叫舉國之力，我們也深刻體會到什麼叫全民一心。
我們有過驚慌失措，也經歷過疫情中的眼淚和傷痛，但這些恰恰讓我們更加堅信，也倍感珍惜，身後有一個強大有力的祖國，是多麼幸福的事情。
不盲目自大，不妄自菲薄！
我們當然需要反思和借鑑，但這和承認中國的成功經驗，並不矛盾。
大大方方承認中國的“戰疫”成果，不是什麼丟人的事。
不僅是西方國家，更包括我們中國人自己！
有時候，理直氣壯些不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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