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王朝是朝鮮半島時間最長也最穩定的一段歷史時期，這對於朝鮮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不過朝鮮王朝到了中後期，朝政出現了鮮明的朋黨特徵，後世朝鮮史學家看這段歷史往往痛心疾首，甚至將其列為朝鮮王朝最大弊病之一——黨爭。
朝鮮王朝黨爭之激烈程度難以想象，有時候非常血腥，比如在1589年，黨爭就造成了波及極廣的己丑獄事，此事臭名昭著，影響之大超過朝鮮王朝“四大士禍”之和。
這件事情是從士林派的分裂開始的，朝鮮王朝宣祖（1567-1608年在位），長期受到勳舊派打壓的士林派終於奪取權力，然而和很多團體一樣，奪權之後立刻分裂成了東人黨和西人黨，分裂後的西人黨成員多在先王明宗時即參政、相對老派；而東人黨則相對年輕化。這兩派在意識形態上都尖銳對立，西人黨以外戚沈義謙為首，支持李慄谷（即李珥）的主氣說；東人黨以金孝元為首，支持李退溪的主理說。
這兩黨龍爭虎鬥，在朝廷上互相給對方下絆子，組織對方人物升遷，朝鮮朝廷內部有些有識之士非常擔憂，右議政盧守慎和副提學李珥相當擔憂，出於公心兩邊奔走，勸說他們放棄政爭，這就是有名的“盧李調停”。
盧李的策略是：將金孝元和沈義謙調任外職，通過將兩黨核心調離朝廷，以緩和矛盾，達到分解兩黨的目的。但這實際是很危險的舉動，因為一旦操作不好矛盾隨時會激化，果然，李珥病逝之後，兩派矛盾仍然日趨白熱化，其後東人黨成功彈劾了沈義謙。
這下子樑子就解不開了，政治上的打壓那就是痛打落水狗，而且由於東人黨得勢，部分西人黨成員開始轉投東人黨，這些新投奔的人往往有一種“皈依者狂熱”的心態，加之為了避免舊黨報復，往往窮兇極惡，比如鄭汝立，此人改投門庭之後竟然始公開批評其恩師李珥。
這就做過頭了，不止是西人黨，就連朝鮮王朝國王宣祖也非常反感，於是鄭氏後來被迫離開朝廷，在湖南地區（全羅道）組織大同契。原則上，大同契無分男女貴賤皆可加入，每月均有集會，供成員進行社交、學習和軍事訓練。
全羅道位於南部沿海，國防壓力很重，隨時要面對倭寇，所以做這種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一開始朝廷也沒管，在1589年，大同契曾參與全羅南道的抗倭戰爭，但是這次結束之後，朝廷內西人黨開始反擊，黃海道觀察使韓準、載寧郡守朴忠侃、安嶽郡守李軸、信川郡守韓應寅等聯名上告鄭汝立謀反。
關於鄭汝立是否是真的要謀反，這至今眾說紛紜，但這種事情只要被捅出來，那就很難辯解，不過鄭汝立並不認同君主集權，曾經提出“天下公物，何事非君”這倒是確鑿，如果在10世紀之前，這種觀點可能還能被東亞地區接受，但理學嚴密之後，東亞地區君權強化，這下鄭氏的觀點就很受忌諱了。東人黨的聲音立刻小了一頭，更糟糕的是，在東人黨否認鄭汝立謀反案之時，鄭氏突然自殺。
這下子西人黨大喜，大肆攻擊攻擊鄭氏畏罪、東人黨辦案不力，之後又莫名其妙多了很多東人黨大員參與謀反的證據，結果多位東人黨大員受到波及，或被流放，或死在獄中，幾十位東人黨官員連坐除去，東人中最強硬派（也是士林派中最激進的）幾乎盡數被清理；而東人中相對溫和的（如柳成龍）卻得到了宣祖的庇護，共有多達千名東人黨成員被殺或被流放。
不過，鄭汝立的事情後來算是洗不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即使是遭到迫害的東人黨一方，也認同鄭汝立謀反的事實，不過後世歷史學家很多人都認為證據不足。
這次清洗極為血腥，同時也標誌著士林派內部的完全分裂，兩派矛盾激化至流血黨爭，已經到達無法調和的地步，受到打壓的東人黨時刻準備復仇，這使得朝鮮的黨爭日趨激烈，使得朝鮮國事不修，這造成極大的不良影響，1592年，日本大肆攻擊朝鮮，朝鮮王朝初期一片混亂就和這混亂的黨爭有關。
儘管有李舜臣這樣的天才，但朝鮮政府在“壬辰衛國戰爭”（現在韓國方面說法）中的表現實在是非常爛，尤其是戰前的備戰和外交準備，這和黨爭有極大關係
而這次大獄甚至影響至今，因為鄭汝立的大本營是全羅道，一些韓國曆史學家更指出己丑獄事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對湖南地區（全羅道）的歧視——這一歧視甚至延續到當代韓國社會。
不過，對於這次事件的歷史記載卻毫不相同，當然，又是黨爭影響，因為後來東西黨也是輪流掌權，所以對事件的記載大相徑庭，這使得至今對己丑獄事的真相尚存爭議。在李肯翊編訂的《野史燃藜室》記述中，從東、西兩黨角度出發的記載都得以保留，在書中以不同顏色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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