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為草木生長，一年之季首。春季，氣候回暖，萬物復甦，這是一個生機盎然、讓人蠢蠢欲動的季節。天時、地利、人和，為青年男女的戶外交往創造了適宜的條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代表季節的名詞“春”逐漸演變成為男女情慾的代指，如“懷春”、“思春”等。古代詩歌常以春景來烘托春心。南朝吳歌《子夜四時歌·春歌》：“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就是一首典型的懷春心曲。
古人重視天時地利人和，信奉成事在人，謀事在天。周代，為男女青年的戀愛、婚配，保留了特定季令的選擇自由。但一過“中春”，再要私相交往，則會被斥為“淫奔”。
《呂氏春秋》雲：在仲春，“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鹹動，開戶始出”（《仲春紀》）。連蟄蟲都從洞中甦醒，開始出洞活動了，何況人呢？
《周禮·地官·媒氏》中說，“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可見，在每年春天的仲春之月（二月），男女是可以自由擇偶交歡的。對發生在仲春的自由戀愛、不經媒氏的婚姻和男女“野合”、“私奔”等行為，政府不僅不禁止，反而下“令”使男女自由相會，要求未婚的男女必須儘快尋找配偶，否則還要加以懲罰。《周禮》稱之為“婚會”，《管子·入國》則稱之為“合獨”。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野有死麕》當然就是一首情詩，甚至是豔情詩。
但是這裡把“奔”解釋為“私奔”有望文生義之嫌。先秦典籍《儀禮》中提到，正當的婚姻是需要具備“六禮”的，“六禮”備，則謂之聘，“六禮”不備，謂之“奔”。“六禮”指，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明代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中解釋到：
仲春建卯之月，陰陽交會，行婚禮順天時也。奔，謂先時未具六禮，過此則失時也，故亦許其成婚。內則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是也。凡不告廟而行納采、納徵、請期、親迎者謂之奔，此必因家貧兇喪荒札之故者而後許之，若無故而不備禮，及此時而欲成昏，謂之不用令，罰其父母及主昏者。觀此，則奔非私奔之謂矣。
“六禮”中的“納徵”禮，男方要以鹿皮為禮物，送給女方。《儀禮·士婚禮》雲：“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皮”即鹿皮。可見，鹿與婚姻相關，《野有死麕》中，男子送女子的禮物，顯然有求婚的意圖。
過了“仲春”，父母與媒人就必須參與了。如《召南·取妻如之何》：“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周朝對百姓生活管理較嚴，私會之後，如要成婚，依然需要媒人的。而且當時的媒人（官媒）相當於今天民政局的官員，《周禮·地官司徒·敘官》中記載：“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可見，婚姻大事由國家掌管著的。但《野有死麕》反映了當時社會在婚姻愛情上有一定自由選擇的權利，也帶有一定純粹性，與封建社會相比，顯得難能可貴。
到了春秋、戰國之際，男女之防就嚴格多了。
《鄭風·將仲子》是春秋時期的一首情歌，這時封建家長制的束縛已經對青年男女的自由戀愛構成了威脅。如果“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賊之”（《孟子·滕文公下》）。
將仲子兮，無逾我裡，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鄭風·將仲子》裡的這對青年男女顯然是處於熱戀之中，女子迫於父母、諸兄、人言的壓力，不敢讓心上人翻牆來家中相會，只好婉言相拒，三句“豈敢愛之”，六個“畏”字，表現了女子無可奈何之感，深深地愛著，又擔驚受怕、戰戰兢兢。中國傳統女性的悲劇在封建家長制下，逐漸上演，愛與不愛由不得自己做主。
相對於封建社會，為什麼在生產力更為落後的先秦時代，男女在婚姻的選擇上更為自由呢？
並不是說，奴隸制社會比封建社會先進。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典禮法度，必然會受當時社會形態的影響。先秦社會較之原始社會，生產力所有發展，但依然非常落後，勞動人民在滿足統治階級慾望的同時，還得滿足自身最低的生活保障，只有男女同時參加勞動。而男女同時參與勞動，就意味著女人與男人有更多的接觸機會，更易產生感情。如《衛風·木瓜》、《召南·摽有梅》裡的情景，都是發生在勞動的場所，身邊信手拈來的勞動果實都可以作為愛情的信物。
女性在生產勞動中的地位，也決定了其社會地位，所以，我們在《詩經》中看到，有的女性在感情中是主動的。當然這種主動只能佔少數，這是男女的社會屬性決定的。而這樣的少數就顯得尤為可貴。
後世深受封建禮教浸淫的老學究，習慣用封建社會那套禮教標準去評判《詩經》中兩性關係，認為其大逆不道，貶斥為“淫奔”之詩，就過於狹隘了。
《風》中的民歌基本反映的是平民的生活，平民在西周時期享有一定的政治權利，承擔參軍打仗的義務。《左傳》記載：“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平民雖然受統治階級壓迫，但有一定自由，經濟上有一定獨立性。從《周禮》觀之，西周時期的統治體現了一定的民本思想。《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以六卿掌六典，天官掌治典“以均萬民”，地官掌教典“以寧萬民”，春官掌禮典“以諧萬民”，夏官掌政典“以正萬民”，秋官掌刑典“以糾萬民”，冬官掌事典“以養萬民”。上文提到的“采詩”作為一種官方行為，也印證了這一點。
然而，在這樣的時代侷限之下，平民百姓的自由終歸是及其有限的，自由戀愛也只是最初級的，依然要面臨諸多禮教的制約，與今日社會的自由戀愛不可同日而語。即便如此，在遙遠的先秦，《詩經》依然開出了一朵朵絢麗的愛情之花。
-end- 謝謝閱讀！歡迎轉、評、贊！
閱讀更多 暢享文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