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为草木生长，一年之季首。春季，气候回暖，万物复苏，这是一个生机盎然、让人蠢蠢欲动的季节。天时、地利、人和，为青年男女的户外交往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季节的名词“春”逐渐演变成为男女情欲的代指，如“怀春”、“思春”等。古代诗歌常以春景来烘托春心。南朝吴歌《子夜四时歌·春歌》：“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就是一首典型的怀春心曲。
古人重视天时地利人和，信奉成事在人，谋事在天。周代，为男女青年的恋爱、婚配，保留了特定季令的选择自由。但一过“中春”，再要私相交往，则会被斥为“淫奔”。
《吕氏春秋》云：在仲春，“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开户始出”（《仲春纪》）。连蛰虫都从洞中苏醒，开始出洞活动了，何况人呢？
《周礼·地官·媒氏》中说，“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可见，在每年春天的仲春之月（二月），男女是可以自由择偶交欢的。对发生在仲春的自由恋爱、不经媒氏的婚姻和男女“野合”、“私奔”等行为，政府不仅不禁止，反而下“令”使男女自由相会，要求未婚的男女必须尽快寻找配偶，否则还要加以惩罚。《周礼》称之为“婚会”，《管子·入国》则称之为“合独”。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野有死麕》当然就是一首情诗，甚至是艳情诗。
但是这里把“奔”解释为“私奔”有望文生义之嫌。先秦典籍《仪礼》中提到，正当的婚姻是需要具备“六礼”的，“六礼”备，则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六礼”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明代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中解释到：
仲春建卯之月，阴阳交会，行婚礼顺天时也。奔，谓先时未具六礼，过此则失时也，故亦许其成婚。内则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是也。凡不告庙而行纳采、纳征、请期、亲迎者谓之奔，此必因家贫凶丧荒札之故者而后许之，若无故而不备礼，及此时而欲成昏，谓之不用令，罚其父母及主昏者。观此，则奔非私奔之谓矣。
“六礼”中的“纳征”礼，男方要以鹿皮为礼物，送给女方。《仪礼·士婚礼》云：“纳征，玄纁束帛、俪皮，如纳吉礼。”“皮”即鹿皮。可见，鹿与婚姻相关，《野有死麕》中，男子送女子的礼物，显然有求婚的意图。
过了“仲春”，父母与媒人就必须参与了。如《召南·取妻如之何》：“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周朝对百姓生活管理较严，私会之后，如要成婚，依然需要媒人的。而且当时的媒人（官媒）相当于今天民政局的官员，《周礼·地官司徒·叙官》中记载：“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可见，婚姻大事由国家掌管着的。但《野有死麕》反映了当时社会在婚姻爱情上有一定自由选择的权利，也带有一定纯粹性，与封建社会相比，显得难能可贵。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男女之防就严格多了。
《郑风·将仲子》是春秋时期的一首情歌，这时封建家长制的束缚已经对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构成了威胁。如果“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贼之”（《孟子·滕文公下》）。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郑风·将仲子》里的这对青年男女显然是处于热恋之中，女子迫于父母、诸兄、人言的压力，不敢让心上人翻墙来家中相会，只好婉言相拒，三句“岂敢爱之”，六个“畏”字，表现了女子无可奈何之感，深深地爱着，又担惊受怕、战战兢兢。中国传统女性的悲剧在封建家长制下，逐渐上演，爱与不爱由不得自己做主。
相对于封建社会，为什么在生产力更为落后的先秦时代，男女在婚姻的选择上更为自由呢？
并不是说，奴隶制社会比封建社会先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典礼法度，必然会受当时社会形态的影响。先秦社会较之原始社会，生产力所有发展，但依然非常落后，劳动人民在满足统治阶级欲望的同时，还得满足自身最低的生活保障，只有男女同时参加劳动。而男女同时参与劳动，就意味着女人与男人有更多的接触机会，更易产生感情。如《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里的情景，都是发生在劳动的场所，身边信手拈来的劳动果实都可以作为爱情的信物。
女性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社会地位，所以，我们在《诗经》中看到，有的女性在感情中是主动的。当然这种主动只能占少数，这是男女的社会属性决定的。而这样的少数就显得尤为可贵。
后世深受封建礼教浸淫的老学究，习惯用封建社会那套礼教标准去评判《诗经》中两性关系，认为其大逆不道，贬斥为“淫奔”之诗，就过于狭隘了。
《风》中的民歌基本反映的是平民的生活，平民在西周时期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承担参军打仗的义务。《左传》记载：“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平民虽然受统治阶级压迫，但有一定自由，经济上有一定独立性。从《周礼》观之，西周时期的统治体现了一定的民本思想。《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以六卿掌六典，天官掌治典“以均万民”，地官掌教典“以宁万民”，春官掌礼典“以谐万民”，夏官掌政典“以正万民”，秋官掌刑典“以纠万民”，冬官掌事典“以养万民”。上文提到的“采诗”作为一种官方行为，也印证了这一点。
然而，在这样的时代局限之下，平民百姓的自由终归是及其有限的，自由恋爱也只是最初级的，依然要面临诸多礼教的制约，与今日社会的自由恋爱不可同日而语。即便如此，在遥远的先秦，《诗经》依然开出了一朵朵绚丽的爱情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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