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文名甚顯,卻終生沉淪於伶工樂伎之間,甚至病歿時一貧如洗

宋代文人,略知名者,總能混個一官半職,不少著名文人甚至官至卿相,屬達官顯宦階層。像柳永這樣,文名甚顯,卻終生沉淪於伶工樂伎之間,甚至病歿時一貧如洗,由伶工歌伎聚資方得埋葬,這在宋代文人中實在是個特例他的情況與元代的一些著名雜劇作家頗為相似。其坎坷命運與他天性比較浪漫,又有點恃才不羈很有關係。宋仁宗還是比較欣賞他的詞的,但柳永在《鶴沖天》詞中卻有“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表達自己屢試不第的不滿,據說這很讓皇上不悅,放榜時,特意扣下了他,斥心曰:“此人風前月下,好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詞去。”這位柳三變(原名)竟也有幾分傲骨,於是自號“奉旨填詞柳三變”。這樣頭倔腦,當然沒他的好果子吃,落得個命途多舛,終身潦倒。但他畢竟是個在音樂上有著特殊天分的文人,於是他傾其心力,孜孜於填詞,於宋詞的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柳永文名甚顯,卻終生沉淪於伶工樂伎之間,甚至病歿時一貧如洗

宋詞

一個最能讓柳永得到安慰的事實是,他在宋代詞人中,也許是讀者最多、作品流傳最廣的一位。據一位西夏歸朝官員說:“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唐人白居易稱自己的詩流傳之廣曰:“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與元九書》)但畢竟還未敢說:“有井水處,即能歌僕詩”呀!不過白詩的流傳之廣也是唐人中非常突出的。白柳作品傳佈廣遠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兩人均力求通俗適眾。

柳永文名甚顯,卻終生沉淪於伶工樂伎之間,甚至病歿時一貧如洗

柳永詞意境

溫、韋、晏、歐諸家使詞趨向雅化,而柳永立意使詞返回俗途,他在詞中多用白描手法,參以俚言俗語,使詞的語言與市井生活更切近,因而才能達到“有井水處即能歌”的地步。當然,有意地製作大量慢詞,在詞中多用鋪敘手法也是柳的重大貢獻。由於他的努力,五代、北宋初詞壇以小令為主的局面得以改變。長調慢詞的流行極大地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段,其意義不下於近體詩對於古體詩的發展。由於柳三變詞喜用俗言語,喜寫歌伎舞女之生活,這一帶有叛逆色彩的傾向召來不少訾議。晏殊曾面斥柳永:“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綵線慵拈伴伊坐’。”(見張舜民《畫墁錄》)以示不屑。《碧雞漫志》於柳詞也有“淺近卑俗”的評語。吳曾則謂:“柳三變好為淫治謳歌之曲。”(《能改齋漫錄》)李清照則直斥為“詞語塵下”。

柳永文名甚顯,卻終生沉淪於伶工樂伎之間,甚至病歿時一貧如洗

詞意境

類似的評語也多見於近代一些詞論家的評說中。但歷來對柳詞聲律之諧美幾乎是同聲稱善的。就內容而言,柳詞中是有瑣屑委雜之什,但畢竟開拓的功績不可輕易抹煞。如《望海潮》之寫杭州形勝,都市繁華,可稱一時獨步。葉嘉瑩先生在論柳詞時指出其一些佳作“寫出了關河寥闊、羈旅落拓的‘秋士易感’的哀傷”,所抒為“才人志士恐懼於暮,年失志的悲慨”。(見《靈溪詞說·論柳永詞》)前人往往模糊地稱柳“工羈旅之愁”,而葉先生則更具體地界定了由柳所開拓的這類作品的內容情意。

柳永文名甚顯,卻終生沉淪於伶工樂伎之間,甚至病歿時一貧如洗

詞意境

除《八聲甘州》外,葉嘉瑩先生引了不少意境開闊、興象高遠的柳詞佳句:“景蕭索,危樓獨立面晴空。動悲秋情緒,當時宋玉應同”(《雪梅香》),“隴首雲飛,江邊日晚,煙波滿目憑欄久。立望關河,蕭索千里清秋,忍凝眸”(《曲玉管》),“望處雨收雲斷,憑欄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蕭疏,堪動宋玉悲涼”(《玉蝴蝶》),雖是蕭索秋景,卻顯得廓大蒼涼,別有境界。柳永確實不只是一個擅寫“楊柳岸、曉風殘月”的風月詞人,實則上他也是一個別有懷抱的“古之傷心人”。嚴格說來,這位奉旨填詞的柳三變還是沒有完全奉承旨意,因為旨意是讓他“風前月下,淺斟低唱”,他卻起舞弄清音,時時唱出悲涼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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