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略知名者，总能混个一官半职，不少著名文人甚至官至卿相，属达官显宦阶层。像柳永这样，文名甚显，却终生沉沦于伶工乐伎之间，甚至病殁时一贫如洗，由伶工歌伎聚资方得埋葬，这在宋代文人中实在是个特例他的情况与元代的一些著名杂剧作家颇为相似。其坎坷命运与他天性比较浪漫，又有点恃才不羁很有关系。宋仁宗还是比较欣赏他的词的，但柳永在《鹤冲天》词中却有“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表达自己屡试不第的不满，据说这很让皇上不悦，放榜时，特意扣下了他，斥心曰：“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这位柳三变（原名）竟也有几分傲骨，于是自号“奉旨填词柳三变”。这样头倔脑，当然没他的好果子吃，落得个命途多舛，终身潦倒。但他毕竟是个在音乐上有着特殊天分的文人，于是他倾其心力，孜孜于填词，于宋词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宋词
一个最能让柳永得到安慰的事实是，他在宋代词人中，也许是读者最多、作品流传最广的一位。据一位西夏归朝官员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唐人白居易称自己的诗流传之广曰：“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与元九书》）但毕竟还未敢说：“有井水处，即能歌仆诗”呀！不过白诗的流传之广也是唐人中非常突出的。白柳作品传布广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人均力求通俗适众。
柳永词意境
温、韦、晏、欧诸家使词趋向雅化，而柳永立意使词返回俗途，他在词中多用白描手法，参以俚言俗语，使词的语言与市井生活更切近，因而才能达到“有井水处即能歌”的地步。当然，有意地制作大量慢词，在词中多用铺叙手法也是柳的重大贡献。由于他的努力，五代、北宋初词坛以小令为主的局面得以改变。长调慢词的流行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段，其意义不下于近体诗对于古体诗的发展。由于柳三变词喜用俗言语，喜写歌伎舞女之生活，这一带有叛逆色彩的倾向召来不少訾议。晏殊曾面斥柳永：“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见张舜民《画墁录》）以示不屑。《碧鸡漫志》于柳词也有“浅近卑俗”的评语。吴曾则谓：“柳三变好为淫治讴歌之曲。”（《能改斋漫录》）李清照则直斥为“词语尘下”。
词意境
类似的评语也多见于近代一些词论家的评说中。但历来对柳词声律之谐美几乎是同声称善的。就内容而言，柳词中是有琐屑委杂之什，但毕竟开拓的功绩不可轻易抹煞。如《望海潮》之写杭州形胜，都市繁华，可称一时独步。叶嘉莹先生在论柳词时指出其一些佳作“写出了关河寥阔、羁旅落拓的‘秋士易感’的哀伤”，所抒为“才人志士恐惧于暮，年失志的悲慨”。（见《灵溪词说·论柳永词》）前人往往模糊地称柳“工羁旅之愁”，而叶先生则更具体地界定了由柳所开拓的这类作品的内容情意。
词意境
除《八声甘州》外，叶嘉莹先生引了不少意境开阔、兴象高远的柳词佳句：“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雪梅香》），“陇首云飞，江边日晚，烟波满目凭栏久。立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忍凝眸”（《曲玉管》），“望处雨收云断，凭栏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玉蝴蝶》），虽是萧索秋景，却显得廓大苍凉，别有境界。柳永确实不只是一个擅写“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风月词人，实则上他也是一个别有怀抱的“古之伤心人”。严格说来，这位奉旨填词的柳三变还是没有完全奉承旨意，因为旨意是让他“风前月下，浅斟低唱”，他却起舞弄清音，时时唱出悲凉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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