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擠進中國影史前五的電影,絕對不簡單!

電影,除了是可以帶來盈利的生意,我覺得,它更應該繼續成為一門傳遞思想價值的藝術。

當時間倒退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左右時,從萌芽狀態慢慢邁入繁榮時期的電影行業,悄然呈現出了一種憂國憂民的覺醒意識。這大概和當時國破山河的大環境有關,但更多的還是具有獨立思想的創作者們,試圖將電影當作一種爭取民眾和國家權利的戰鬥工具。所以,即便那時候拍攝技術簡陋,可如今再回頭去看,依舊可以感受到由內而外散發的勃勃生機和求索意識

作為一部當時並不被看好,甚至因為略帶小家子氣的情感糾葛而備受詬病的電影,費穆執導並在1948年放映的電影《小城之春》,在時代發展的反覆淬鍊中,終究迎來了屬於它的獨特魅力。該片也在1995年被評選為中國電影90年曆史上10部經典作品之一,以及在2005年被金像獎評為百年百大電影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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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物的活動軌跡侷限在破敗不堪的方寸之地,而大量長鏡頭和固定機位的拍攝,將人物複雜的情感通過微妙的行為舉止呈現了出來。表面的三角戀關係中卻嵌套著關於傳統思想文化和現代思想文化的深刻探討,而包括導演本人在內的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就像是對電影故事娓娓道來的女主周玉紋那樣,終日徘徊在新事物與舊事物,新思想與舊思想,開放包容與倫理道德之間難以作出取捨,最終陷入了長期的精神困頓狀態

有人大概會用蘇軾的《蝶戀花》來形容這部電影,但我覺得,杜甫的《春望》更為合適,因為,這部電影並不僅僅止步於“天涯何處無芳草”的情愛表達,更多傳遞出的還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憂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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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是深受傳統民族文化的薰陶,一邊又在接受著西方文化的不斷洗禮,以費穆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們,在精神左右搖擺之際,不得不嘗試著尋求一種更好的平衡點。或許,《小城之春》的拍攝,更像是一種從家庭延伸到社會和國家的未來發展之路的探討,而這種探討,時至今日也在持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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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採用“小城之春”作為標題,略帶詩意的名字很容易讓人想到草長鶯飛的春季,可當看完電影回頭再去品味這個標題就會明白,其實,導演是在用一種標題和內容的反差,刻意營造一種視覺和心理對於故事本身產生的錯位。

一座因戰亂而變得殘破不堪的小鎮,一個因顛沛流離而沒落的家族,總在渲染出一種極其壓抑的氛圍,可卻又時刻存在某種取捨和探尋的意味。如果用今人的眼光來進行審視,經典的作品並不是宏大場面或是明星陣容來進行陪襯,而是能通過潤物細無聲的家庭小格局的闡釋,對於民族文化這種大格局進行辯證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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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出現最多的場景,就是院落殘破的牆壁和長滿荒草的矮小城牆

一方面,院落的牆壁是禮言煩悶時經常躲避的地方。在這個乏味到說幾句話都覺得多餘的日子裡,禮言總會拖著病態的身體,將自己藏在院牆後面,這是一種逃避與迷茫。從有身份的鄉紳跌落成家徒四壁的平民,

潛在的情感危機,讓他不得不在懷念過去與畏懼當下中踟躕不前

另一方面,作為禮言妻子的玉紋在電影最開始的旁白中就可以發現,她對於目前生活的不安和不滿一直伴隨著。作為新時代的女性卻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原本應當嫁給志忱的她,在封建父母的反對下,不得已選擇了並沒有愛情的禮言作為丈夫。而當閱歷豐富且總在大城市出入的志忱再次出現時,對於傳統道德的束縛以及自由幸福的渴望,讓她壓制的慾望,如同那片瘋長的荒草一樣,隨風搖擺無法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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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圍繞三人糾纏的感情線展開的故事內容背後,實則存在某種很深的隱喻,在面對自始至終包裹著自己的傳統文化時,一旦面臨著新鮮外來文化侵擾時,該如何重塑自我的精神價值,在二者之間找尋到一個恰當的平衡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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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五四運動開始掀起的文化潮流一直蔓延著,而在不斷變動的時局中,各種接踵而至的新式文化,讓當時的知識分子總是面臨著兩難的抉擇。推翻和重建的反覆無常,缺乏統一的引導,加之戰亂的破壞,人們在思想上的提升舉步維艱。憂患著國家,體恤著民眾,卻還得時刻找尋著自我,這可能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但卻也可能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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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之春》這部電影最巧妙的一點就在於,它通過三個不同身份的人物設定,將他們各自生活的文化背景融入進去,然後通過將格局收縮在小家庭的可操控性,影射出當時整個國家存在著的文化和思想上的矛盾和衝突。

禮言的出現,總是穿著傳統的長袍馬褂,而體弱多病的身體,讓他在電影中的畫面,或是坐在椅子上,或是躺在床上。他是傳統保守的代表,這從出身的背景以及接受的教育就能看出,自始至終捧著的古籍,呈現著一個老學究的樣子。

作為曾經有過輝煌的鄉紳,經歷過家庭變故之後就變得萎靡不振。而對於妻子玉紋,即便他們之間不存在感情,卻還是試圖挽回著這段婚姻,這從他數次想要和妻子談談卻欲言又止的細微動作中可以看得出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讓他恪守丈夫本分,多災多病不願拖累妻子又讓他想要放手去讓妻子追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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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忱的出現,總是穿著風衣西裝,雖與禮言是朋友,卻擁有著截然相反的精神狀態。這個曾去過諸多港口城市闖蕩的中年醫生,無論是閱歷還是文化,都在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做著補充。所以,在他身上看到更多的是一種區別於傳統的新式生活狀態。

我想,我大概明白了為什麼導演會讓玉紋站在一個全知的視角來參與整個故事的發展。因為,拋開情愛糾纏來辯證的分析這部電影就會發現,導演表面上說的是人,其實,卻給每個人身上放上了不同文化的外衣。多病多災的禮言正好對應著不斷被拋棄的傳統思想和文化,朝氣蓬勃的志忱則對應著不斷湧入的新式思想和文化,而玉紋則對應著處在二者中間的抉擇者,這裡也可以將導演本人包括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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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禮言和志忱代表著兩種思想文化,前者保守且傳統,總是面臨著外來文化的擠壓以及自己內部的遺棄,後者則開放且糾結,總是面臨著傳統文化的質疑和自己內部的衝突,那麼,玉紋這一角色,無疑是創作者們帶著一種躍躍欲試的迷茫,探索著尋求兩種思想文化的調和。

玉紋作為電影的核心人物,遊走在禮言和志忱兩人之間,她揹負著倫理道德,卻也渴望著自由幸福,是連接起禮言和志忱的溝通紐帶,卻也是分化二者關係的背後推手。如果沒猜錯,玉紋自始至終都無法確定自己想要追求的究竟是什麼?因為,她在慢慢迷失著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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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這是一部沒有結局的電影,在玉紋目送志忱離去的收尾呼應中,留下了一個比較深刻且一直持續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該如何在包容接受外來思想文化的同時,恰到好處的處理著自己的傳統思想文化?

從電影表面來看,玉紋最終選擇了留下來照顧志忱,我想,這也在間接地表明著電影創作者們迴歸現實後的選擇,這是處在時代變革前沿的知識分子,對於故土家園的執著堅守。可問題是,玉紋的心卻也在跟著志忱慢慢離去,大概,這也就傳遞出導演費穆的精神困頓和希望舒展的雙重精神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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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雖然拍攝於上個世紀,可是,故事中留下的問題卻一直持續到了本世紀,那殘破的院牆和長滿荒草的城牆需要重新整治,而我們的萎靡不振的精神世界也需要重建,自我看來,推陳出新不是否定舊的,而是讓舊的重新煥發新的色彩,這才是重建的本質。

有人說王家衛的《花樣年華》有借鑑這部電影的嫌疑,我倒覺得無關緊要,因為,《小城之春》的立意和探索更具有前瞻性性,放於當時的時代背景,卻能引發出對於當下的思考,甚至是未來的思考,這或許就是這部電影具有持久藝術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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