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尋釁滋事罪法條的罪狀描述可以得知，尋釁滋事罪所保護的法益為公共秩序或者社會秩序。
然而，公共秩序與社會秩序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滿足於將尋釁滋事罪的保護法益概括為公共秩序或者社會秩序，不僅不利於解釋本罪的構成要件，而且有損於罪刑法定原則的貫徹。
因為分則條文都是為了保護具體的法益，而非保護抽象的法益。對保護法益的抽象程度越高，其所包含的內容就越寬泛，受刑罰處罰的範圍就越廣，從而具有將不值得科處刑罰的行為解釋為犯罪的危險。
換言之，保護法益的抽象化，必然導致對構成要件的解釋缺乏實質的限制，從而使構成要件喪失應有的機能。導致不值得科處刑罰的行為，也被認為侵犯了過於抽象的法益，進而以犯罪論處，違背刑法謙抑性基本原則。
基於上述原因，尋釁滋事罪與故意傷害、敲詐勒索、故意毀壞財物等罪的界限，一直成為困擾司法機關的問題。其中，是否出於流氓動機被認為是區分尋釁滋事罪與相關罪名的關鍵標準。司法實踐中往往將流氓動機掌握為無事生非、事出無因。然而，根據傳統觀點，直接故意犯罪都有其主觀目的及動機。上述涉及罪名中主觀直接故意佔絕大數，在個案中往往有其特定的主觀目的及動機。
因此，從主觀目的出發界定“有因”與“無因”、“隨意”與“故意”來區別尋釁滋事罪與他罪是不具有現實可操作性的，進而導致尋釁滋事罪與故意傷害罪、敲詐勒索罪、搶劫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等罪名的區分難是司法實踐界的困境。
本文內容出自：
《熱點疑難刑事案件破解思路十八講》
魏景峰 前優秀公訴人，現供職於北京合弘威宇律師事務所。具有最高檢、市院、基層院、市紀委等部門工作經歷。獨著《熱點疑難刑事案件破解思路十八講》，主編《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的判定與預防（第二版）》，參著國家重點出版項目《北京大學法學百科全書》，在法學核心期刊、國家級期刊發表論文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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