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儒學案》中記載了很多讀書人關於學問的討論，其中有“三貴”特別值得今人學習和傳承。
（一）學貴有疑。
這是明代大儒陳獻章提出來的，他說：“學起于思，思源於疑”，早在《論語》中就已經討論過“學與思”的關係，陳獻章進一步闡述，思考起源於質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很多人斷章取義的將“疑”解釋成“疑惑”，其實是不準確的。
陳獻章
結合《論學書》中的原文，以及當時學風背景。質疑精神才是陳獻章所倡導的“疑”，在朱元璋把程朱理學列為官方思想之後，二程和朱熹的學說便成了權威。當時學子們認為天下的道理都被朱子說盡了，甚至出現了“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之”的黨同伐異之學風。陳獻章屢考不中，感慨萬千，開始懷疑人生，他讀過很多書，可謂是學富五車了吧！但是仍然一無所長，於是開始質疑程朱理學的道理，同時思考陸九淵的心學道理。
當時的讀書人把理學作為考取功名的工具，並無人深入學問思考道理。正是這種質疑的精神，打破了理學的桎梏，為明代的思想注入新的活力。從剛開始的篤信理學，到質疑理學，再到反對理學，成就了陳獻章在心學上的學術造詣，由此列入孔廟被尊為儒學大師。他提出“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學命題深刻的影響了後來的王陽明。
（二）學貴有得。
這是明代大儒王陽明提出來的。王陽明和陳獻章早年的經歷幾乎是如出一轍，少年王陽明是及其崇拜朱熹的，認為理學就是天下真理，同樣是屢考不中之後才開始懷疑人生，同樣是章尋書冊累年而無所得。於是他在吸收學習陳獻章部分觀點之後，提出學習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所收穫。
在龍場悟道之前，王陽明還是一個鬱郁不得志的青年。在反對理學的立場上，他跟陳獻章是一直的，皓首窮經既不能考取功名，又不能有所收益，真不知道讀書是為了什麼。於是也開始學習心學，王陽明認為人是有“良知”的，良知說的是“是非之心”，是不用考慮就能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不用學習就能做到為善去惡。而良知的最高境界是胸中沒有一絲惡念生氣，這種理論是跟禪宗思想很相近的。
在實踐問題上，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方法論。這不同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學識”和“應用”的統一，而是專指“良知”與“行為”的合一，人的行為是不能違背良知的。其四句教言為：“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心學的本質和知行合一的功夫盡在其中了。
（三）學貴有見。
這也是王陽明提出來的。他教育弟子說：“且所以見者，實體諸心，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必將有見”。 這裡麵包含了獨立思考和質疑權威的學術精神，認識是從質疑開始的，有所懷疑必然要解決疑慮根由，必將有所收穫；而見識是建立在有疑、有得的基礎上的。
我們很難相信一個只會鸚鵡學舌的人能有什麼見識，王陽明說：“眾皆以為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為是也；眾皆以為非，苟求之於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為非也。”他的質疑精神是建立在“心學”基礎上的，以心證為評判標準，而不是大家覺得對，就是對的。要落實到良知，落實到知行合一上才能證明是對的，沒有這番功夫就下結論，不過是人與亦云罷了。
前三者是古人針對於讀書做學問而言的，筆者還行補充幾點。一是要精專，二是要廣博，三是要持之以恆。非專一門的深入研究，不能精通，時間學問萬千，又不能全都去研究，所以“學之道，貴以專”。而專門學習一個類目，日久難免見識偏頗，出現一葉障目的情況，又不得不廣攬博學，可以不求甚解，可以淺嘗輒止，總之要增廣見。這一切要有所成，是建立在持之以恆的基礎上的。
然而這只是說明自己學有所成而已，至於有沒有用，還需要結合實踐來檢驗。大師區別於普通學人一方面在於學問經得起檢驗，能夠幫助理解世界解決實際問題；另外一方面是大師比普通學者更會表達，不能簡約通俗明白準確的表達自己的見解，跟茶壺裡的餃子似的，終究是學問止於自我消耗，未能傳播出去，得到弘揚。所以還需要專門下功夫進行訓練，路漫漫其修遠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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