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儒学案》中记载了很多读书人关于学问的讨论，其中有“三贵”特别值得今人学习和传承。
（一）学贵有疑。
这是明代大儒陈献章提出来的，他说：“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早在《论语》中就已经讨论过“学与思”的关系，陈献章进一步阐述，思考起源于质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很多人断章取义的将“疑”解释成“疑惑”，其实是不准确的。
陈献章
结合《论学书》中的原文，以及当时学风背景。质疑精神才是陈献章所倡导的“疑”，在朱元璋把程朱理学列为官方思想之后，二程和朱熹的学说便成了权威。当时学子们认为天下的道理都被朱子说尽了，甚至出现了“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的党同伐异之学风。陈献章屡考不中，感慨万千，开始怀疑人生，他读过很多书，可谓是学富五车了吧！但是仍然一无所长，于是开始质疑程朱理学的道理，同时思考陆九渊的心学道理。
当时的读书人把理学作为考取功名的工具，并无人深入学问思考道理。正是这种质疑的精神，打破了理学的桎梏，为明代的思想注入新的活力。从刚开始的笃信理学，到质疑理学，再到反对理学，成就了陈献章在心学上的学术造诣，由此列入孔庙被尊为儒学大师。他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学命题深刻的影响了后来的王阳明。
（二）学贵有得。
这是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来的。王阳明和陈献章早年的经历几乎是如出一辙，少年王阳明是及其崇拜朱熹的，认为理学就是天下真理，同样是屡考不中之后才开始怀疑人生，同样是章寻书册累年而无所得。于是他在吸收学习陈献章部分观点之后，提出学习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所收获。
在龙场悟道之前，王阳明还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青年。在反对理学的立场上，他跟陈献章是一直的，皓首穷经既不能考取功名，又不能有所收益，真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于是也开始学习心学，王阳明认为人是有“良知”的，良知说的是“是非之心”，是不用考虑就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用学习就能做到为善去恶。而良知的最高境界是胸中没有一丝恶念生气，这种理论是跟禅宗思想很相近的。
在实践问题上，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方法论。这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学识”和“应用”的统一，而是专指“良知”与“行为”的合一，人的行为是不能违背良知的。其四句教言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心学的本质和知行合一的功夫尽在其中了。
（三）学贵有见。
这也是王阳明提出来的。他教育弟子说：“且所以见者，实体诸心，必将有疑，果无疑，必将有得，果无得，必将有见”。 这里面包含了独立思考和质疑权威的学术精神，认识是从质疑开始的，有所怀疑必然要解决疑虑根由，必将有所收获；而见识是建立在有疑、有得的基础上的。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只会鹦鹉学舌的人能有什么见识，王阳明说：“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于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他的质疑精神是建立在“心学”基础上的，以心证为评判标准，而不是大家觉得对，就是对的。要落实到良知，落实到知行合一上才能证明是对的，没有这番功夫就下结论，不过是人与亦云罢了。
前三者是古人针对于读书做学问而言的，笔者还行补充几点。一是要精专，二是要广博，三是要持之以恒。非专一门的深入研究，不能精通，时间学问万千，又不能全都去研究，所以“学之道，贵以专”。而专门学习一个类目，日久难免见识偏颇，出现一叶障目的情况，又不得不广揽博学，可以不求甚解，可以浅尝辄止，总之要增广见。这一切要有所成，是建立在持之以恒的基础上的。
然而这只是说明自己学有所成而已，至于有没有用，还需要结合实践来检验。大师区别于普通学人一方面在于学问经得起检验，能够帮助理解世界解决实际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大师比普通学者更会表达，不能简约通俗明白准确的表达自己的见解，跟茶壶里的饺子似的，终究是学问止于自我消耗，未能传播出去，得到弘扬。所以还需要专门下功夫进行训练，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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