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在過去的一年裡，阿來的長篇小說《雲中記》是獲得各種長篇小說獎項最多的作品。
阿來的長篇小說《雲中記》被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的評委們評為年度長篇小說大獎作品。這個獎項以中青年作家為評選對象，只評當年新出版的中文原創圖書。在文學的大海里，發現隱藏的帆船和舵手，浮出水面的島嶼和燈塔，標記點亮這些文學地標，是閱文·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的宗旨。
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是我發起，由探照燈書評人協會主辦，閱文集團大力支持，由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邱華棟、閱文集團高級執行副總裁張蓉擔任評委會主任。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是專業的華文“評論人和媒體書評人”獎，由張莉、邵燕君、邱華棟、姚海軍、徐晨亮、姚海軍、黃驚濤、劉蒙之、張維特、陳斌等一批全國活躍的高校學者、作家、媒體人擔任評委。每月評出十本月度文學好書，年度評出十本年度文學好書，每年12月，在北京頒獎。
在頒獎的前一天，我在北京國貿大酒店，專訪了阿來。
作為曾經的新聞記者，《南方週末》的一員，我在汶川地震發生後，奔赴四川前線採訪報道。那個時候，阿來是汶川地震的志願者。十年後，阿來的《雲中記》以小說的方式，在十幾年後對汶川大地震那場浩劫，進行了文學的審視與表達。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莉撰寫的評語：“作家阿來的《雲中記》是2019年長篇小說的重要代表作品。這是深具史詩氣質的長篇小說，關於藏族祭司祭祀亡靈，關於如何治癒人的疼痛與傷痕，也關於如何安妥無以依歸的靈魂。將生死與災難思考置於人與神、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中，《雲中記》莊重莊嚴又感人至深，深情輾轉又詩性洋溢，堪稱我們時代的又一部“心靈史”。沉痛與愛惜並在，喧譁與澄明共存，這是阿來以深具魅性與魔力的文字為無數心靈奏起的安魂曲。高貴悠揚、哀而不傷，《雲中記》是屬於我們時代、也能跨越我們時代而不斷流傳的文學名曲。”
張英：你為什麼要寫《格薩爾王》，一個徹底的定製產品？
阿來： “重述神話”是英國方面發起的，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過去有些作家有人做過這樣的事情，比如說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他重寫了一大堆童話，還整理出一本非洲童話集。這些童話有很多神話色彩，但經過當代作家整理以後，出現了新的意味，和以前不一樣的個性和色彩。
我在寫短篇小說《阿古登巴》的時候，己經嘗試過這樣的方式，他的過去藏區中廣為流傳的，帶有神話色彩的一個人，有點像新疆維吾爾族阿凡提那樣的人物，有很多小故事。但是阿古登巴是什麼樣子，什麼樣的出身，什麼樣的家庭，沒有了知道。我就寫了這個小說，等於給這個人照了個像，當時就覺得非常有意思。
“重述神話”請我來參加這個項目，我就報了《格薩爾王》，“重述神話”的發起人答應了。
張英：格薩爾王的獨特性在哪裡？
阿來： “格薩爾王”是一個很好的題材，它講的是一個英雄，經歷了原始部落、部落聯盟，最後國家誕生，從最初的部落聯盟盟長，成長為一個國家的國王的故事。這個故事的背景，一會天上一會地下，有點像《封神演義》，天上的神靈，一會兒在天堂，一會兒在地獄，一會兒在人間，故事裡還包括了很多藏族原始的道德倫理觀念，很有意思。
現在談藏族文化，主要是談佛教文化，“格薩爾王”那個時候，佛教還沒有，所以那時有很多原始拜物教，那也是非常有意思有價值的一個東西。直到解放前，還有人給“格薩爾王”補充，就像故事接龍一樣，故事不斷地延伸發展，變成今天的七十多部，上千萬字，但核心故事，其實就六、七本書。
口傳文學在藏族社會當中，大概在一、二千年前出現，往往是無數人參與，它不止是被動的記憶，它在不斷加入修改，每個人不自覺地對它進行加工，結果是離現實越來越遠，現實的影子越來越模糊，但美感越來越強烈，大家接受的程度越來越高。
我主要講《格薩爾王》最核心的故事，故事主要發生在五、六部，因為說唱很繁複，像過去說書一樣，一出場先描寫馬，描寫武器，描寫環境，其實把故事情節歸納起來的話，一部20萬字的長篇小說是可以做到的，關鍵還是故事的講述方式。
張英：格薩爾王是一個充滿想象力的傳奇人物。
阿來：現在文學總講想象力，為什麼？我們一方面在描寫當下生活，顯得非常真切，同時我們在失去想象。現在的所謂現實主義文學，過於貼近現實，這樣的文學很真切很深刻，但文學是不是就只要給我們這樣的東西。至少文學當中還有一個路數，就是想象力很豐富的文學。
在我們的文學語境中，不管是寫作的人還是批評的人，其實把這個想象力的意義縮小了，所謂想象力往往指一個出人意料的情節，一段很精彩的對話。
我去美國一個大學演講，他們先給我傳了一個類似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這樣一個題目，後來他們認為這樣政治上不正確，把 “少數民族文學”表述為“邊疆文學”：你是中國“邊疆文學”中一個很傑出的作家，請你談一談，你認為中國的邊疆文學，對於重建中國文學的想象力，會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我覺得在“重述神話”系統中，將來真正做下去，最好的可能不是那些發達國家作家所寫的。可能會出自於那些本身有文化系統，口傳文學還沒有被書面文學破壞，太支離破碎的那些國家作家的作品。
張英：怎麼理解“越是民族越是世界的”這句話？
阿來：以我長期寫作的經驗來看，對我們來講，本身就是多元中的一元，本身就是多樣性中的一個，我的獨特性是天然存在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實並不是這樣的。越獨特性的東西，同時還要豐富，要有普世性，能夠找跟全世界的人溝通，能夠被大家認可接受。文學是靠它擁有的藝術魅力去征服讀者的，在各民族讀者眼裡，惟有藝術的魅力，才是真正讓人心悅誠服的。
如果你光是強調獨特性，你還是很難融入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之中。因為你要在這個主流知識背景依託下可以被人認知，過於獨特的東西，沒有辦法和這個文化背景下的人進行溝通和交流。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文學表達的民間資源》，當下中國有一些很奇怪的現象，搞學術思想、搞文學創作、搞批評的人，談的都是西方的觀點，過去老一點的談馬克思，談別車杜，現在談本雅明，談德里達。我覺得應該重視我們自身的經驗，我們需要好好地向民間文學學習。
民間文學最重要的是口傳文學，它是怎麼發源於現實的，經過無數人無意識的加工和傳播，它又是怎麼遠離現實的，建立起來的各種各樣的想象，這個過程其實說的就是藝術創造過程。每個人基本都成為了故事的講述者，只是有些人更高明，當他開始吟唱就像神靈附體一樣，當他結束吟唱，又變回普普通通的農民。
張英：藏族民間文學和漢族有區別嗎？
阿來：可能更豐富，因為漢人社會比藏族社會要發達，漢族的鄉村裡，文字的作用比較大，書面文學已經形成好多好多年了，它的民間文學有，都是一些碎片，不完整不成體系。
藏族不一樣，自成體系，故事很完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傳播者都是文盲。藏族的文字歷史也很長，但文字幾乎是為佛教服務的。它的口傳文學同時也是口述歷史，格薩爾王的傳說故事很完整，結構宏大，當地一個村子，一個家族都是這樣口傳的，除了用於消遣，又保持這種集體記憶。
到了蒙古人那兒，可能就更接近藏人社會了，因為它的故事不是講出來的，是唱出來的。
張英：在這樣的影像時代，它們還能夠存活多久？
阿來：現在它們還算完整，但是新一代人成長起來，他們不再講述，不再採用那樣的傳承方式，可能再過幾十年，如果這些口傳文學，沒有後備人才，加以很好培訓練，對它們進行系統地整理，慢慢它就消失了。
現在政府也在做搶救和保護，但我覺得這些故事錄下來也沒有用，就是一大堆材料，除了將來給學者作為研究材料外，對於這個民族本身來講，它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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