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巖，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傳媒大學國家傳播創新研究中心主任，《現代傳播》主編。
李燕，博士，中央廣播電視總檯新聞中心時政新聞中心編輯。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互聯網群體傳播的特點、機制與理論問題”（項目號：15ZDB143）階段性成果。
一 研究問題
隨著互聯網技術在媒介領域的應用和發展，在網絡上曬心情、求安慰、盼支持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之一。而網絡傳播手段的豐富則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情緒分享和互動，“導致情緒逐漸由私人領域走向公共領域，使個體情緒負載的社會信息也日益明確地彰顯出來。有學者甚至認為，人類社會正在由後現代社會步入‘後情緒（post-emotion）社會’”（尹弘飈，2013）。後情緒社會是一個情緒過剩的社會，大規模生產的、不真實的情緒正重新定義著我們的世界，人類在情緒洪流中無路可逃（Meštrović，1997：xi-xvi）。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情緒社會建構論認為，情緒是一種由社會創造、個人扮演的社會角色。雖然情緒角色建立在一種或多種生物性行為基礎之上，但情緒的意義卻是社會建構的結果，文化和語言是重要的建構力量（Averill，1980）。互聯網的興盛促成了大眾文化的繁榮，網絡語言作為其中富有特色的組成部分，在情緒建構和傳播方面有著獨特作用。那麼，在互聯網文化背景下，個體情緒是如何通過社會化傳播“走向公共領域”的？網絡語言在個體情緒的社會化傳播過程中發揮了什麼作用、有何影響？這些問題非常值得探討。本文以情緒社會建構論為基本理論框架，綜合運用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傳播學等多學科理論資源，試圖回答上述問題，探究互聯網時代的個體情緒社會化傳播規律，希望能為有關情緒傳播的進一 步研究和社會情緒治理提供借鑑。
二 社會文化建構個體情緒
與傳統心理學認為情緒是個體內部的心理狀態、其反應取決於生理機制不同，社會建構論將情緒等心理現象置於社會關係中來考察，認為情緒是人際互動的產物，其產生、表達和傳播深受社會文化的影響。
（一）情緒的社會建構論
社會建構論立足於情緒的社會性，強調社會文化對於情緒形成、表達和傳播的影響，即所謂的建構。事實上，這種建構是雙向的，情緒反過來也建構著社會文化。根據E. Doyle McCarthy（1990）的觀點，情緒是一種社會客體（social object）。社會客體具有行為對象（object of action）和表意符號（sign）的雙重身份：作為對象，它是行為作用的客體；作為符號，它能“做出陳述”以維護行為的合法性。情緒也具有這種雙重功能，“不僅是精心的社會儀式和實踐的作用對象，而且能夠作為符號指示我們是誰，指示我們處理自我認同的其他事物。”（McCarthy，1990）這種雙重身份使得情緒從個體角度來看具有認知功能，能幫助人們認知自我、評價環境從而指導行為。從宏觀層面上來說，作為社會價值觀內化載體的情緒，具有指示社會的宗教、政治、道德、美學、社會實踐等文化體系的作用，它的表達和使用也必將支持和維護這一整套社會文化系統。當一個人出現違背道德規則或者社會團體價值規範的行為時，社會群體會表現出憤怒、怨恨等情緒，迫使當事人感到愧疚、悔恨，從而使人約束自己的行為以避免群體孤立；當一個人的行為符合主流社會文化觀念時，社會群體往往會表現出讚賞態度，以正面情緒鼓勵這一行為。通過譴責道德失範行為、鼓勵道德合範行為等方式，情緒事實上起著社會控制的作用，以維護某一社會或社團的文化價值體系（Armon-Jones，1986：57）。而在這一過程中，情緒也進一步塑造著社會文化，鞏固了某一社會的價值體系和文化觀念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
（二）語言是建構情緒的重要手段
作為人類特有的交流傳播手段，語言可謂是最高級的表意形式，在情緒認知、表達等建構過程中有著重要作用。Rom Harré（1986：13）甚至直言情緒是“某一文化中行之有效的語言遊戲”。某種程度上來說，社會文化對情緒的建構，實質上是通過將意義內隱於語言來完成的。由於語言的使用與交流情境、社會環境、道德規則、情緒感知等密切相關，Rom Harré（1986：12）主張，情緒研究“第一優先點應當放在語言研究上。情緒詞彙有哪些？它們是在什麼條件下被使用的？”
與傳統心理學認為語言是客觀、中性的工具不同，社會建構論站在文化研究的角度認為，“語言的意義不是固定的，是隨著社會文化歷史的變化而變化的”（葉浩生，2003），我們不能脫離語言的時代背景、不能超越社會文化規定的範疇來使用語言。社會建構論者借鑑福柯的觀點，認為語言以一定的結構化方式形成話語影響人們的認知，人際交往中的情緒活動事實上是一種話語實踐。話語往往包含著權力，誰掌握話語權誰便能建構“真理”。話語的操作特性，使得情緒實踐同樣“隱含著權力關係，它允許我們感受某些情緒而禁止其它情緒，從而塑造我們的情緒表達，同時我們也可以利用情緒創造社會或政治抵制”（尹弘飈，2013）。由此，情緒成了話語操作的產物，不再是單獨個體的內部心理狀態，而是指示一系列社會關係、文化觀念的對象。
三 個體情緒社會化傳播的路徑
社會建構論的顯著特點是將情緒置於人際交流中來考察，這一過程既是情緒從私密心理感受被建構注入社會性的過程，也是情緒從個體擴展到他人的傳播過程。心理學研究者將人們的情緒傳播行為稱為情緒社會分享（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情緒的社會分享具有普遍性、反覆性和多次傳播等特性（孫俊才，2008），這充分說明了個體情緒在一定條件下經過人際分享、傳播擴散成為較大群體內的社會情緒的可能性。
（一）情緒的鏈式傳播效應
雖然研究者意識到了社會關係網絡在情緒社會分享過程中的作用，但情緒是如何沿著社會網絡傳播的呢？社會網絡中的哪些因素影響著情緒社會分享行為？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結合社會學理論傳統，提出了情感傳播的互動儀式鏈（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理論，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問題。柯林斯（1986/2012：19-150）認為，“互動儀式鏈”是社會結構的基礎，人與人之間在微觀層面通過具體情境中的人際互動結成際遇（encounter）關聯。這種人際關聯隨著互動在時間和空間方面不斷延展，由此形成了如同一個長的互動儀式鏈般的宏觀社會結構。互動儀式得以成立，所依賴的核心機制是高度的相互關注（mutual focus）和高度的情感連帶（emotional entrainment）。在互動儀式中，人們關注共同的對象，分享共同的情緒或情感體驗，從而形成群體符號、加強群體團結，而參與其中的個體則獲得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情感能量是“一種採取行動時自信、興高采烈、有力量、滿腔熱忱與主動進取的感覺。”（柯林斯，1986/2012：81）
和文化、符號等其他資源一樣，情感能量是社會網絡中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是人們追求互動的驅動力之一。柯林斯進而提出“互動儀式市場”的概念，認為個體參與互動儀式是一種理性的市場行為，人們基於所具有的際遇機會和擁有的情感能量及文化、符號資本等資源，趨向於參與能夠獲得最高情感能量回報的互動儀式。
柯林斯認為，由於自身資源的差異性，情感能量在社會網絡中不是平均分佈的。一般來說，各個領域的成功人士通常具有較高的情感能量，柯林斯稱之為“能量明星”。由於情感能量較高的人“擁有引發新的情感刺激和鼓舞他人的熱情”，並且“能夠努力重新集合群體，或聚合一個新的群體”（柯林斯，1986/2012：210），因此與能量明星互動能夠推動互動儀式的進一步延續，單一的互動儀式由此變成了互動儀式鏈。最初互動儀式中的個體情緒也就得以沿著儀式鏈在社會網絡中傳播。
（二）互聯網群體傳播時代的情緒傳播路徑
所謂群體傳播，“是指非組織群體內成員與成員之間自發的、非制度化的傳播活動。其最大的特點是群體成員自發集聚，彼此之間互不相識。”（隋巖，李燕，2012）作為人類社會傳播活動的基本形態之一，群體傳播早已存在，但互聯網技術下傳播手段的不斷豐富，打破了長期以來物理空間對群體傳播的限制，使得這種傳播形態在無限廣闊的網絡虛擬空間中廣泛流行。網絡群體傳播打破了長期以來社會精英對話語權的壟斷局面，正在日益強烈地影響著社會傳播結構和行為方式。另一方面，網絡群體傳播的流行也使得情緒傳播的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即使人們不在同一場所，也能通過網絡群體傳播進行情感儀式互動。也就是說，互動儀式不必非得要求同一物理空間的“身體集聚”。
2015年國慶期間發生的“青島大蝦案”是個體情緒藉助網絡群體傳播建立的弱關係網絡進行社會化傳播的典型案例。2015年10月4日晚，一名網友用剛剛註冊的、未經認證的賬號在新浪微博爆料，其在青島旅遊時遇到宰客事件，點菜時38元一份的大蝦結賬時按38元一隻收費，並@了青島公安局、物價局等相關部門。次日，媒體賬號@青島交通廣播FM897將其編輯成微博新聞發佈，迅速引起網友和其他媒體關注，成為社會熱點話題，僅該微博就被轉發了5600多次、評論3000多條。“青島大蝦”也脫離“原產於青島的海鮮”這一原始所指，成為代表旅遊宰客現象的網絡語言。圖1所示的轉發路徑，直觀展現了當事人的憤怒是如何在群體傳播過程中通過社會網絡中的“情感互動”發展為社會“眾怒”的。
個體情緒藉助以網絡群體傳播形式建立的弱關係網絡得以快速傳播，不僅極大地擴展了傳播範圍，而且在情感互動儀式這個變壓器的作用下變成了較為穩定的集體情感，從而以社會輿論的形式產生壓力，迫使相關部門解決問題、平復社會情緒。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個體主動分享情緒並推動社會化傳播的行為，實質上是藉助嵌入社會網絡的社會資源尋求幫助的過程。個體能夠獲取何種數量和質量的資源、得到多大程度的幫助，取決於他的社會關係網絡。
四 網絡語言對個體情緒社會化傳播的作用
網絡語言是網絡環境下出現的特殊語言形態。廣義的網絡語言包括計算機編程語言、網絡術語（如“點擊”“在線”“鏈接”等）和網民交流用語三類，狹義的網絡語言特指第三類（俞香順，2005：120）。本文關注的為狹義的網絡語言，即網民在網絡空間中交流時所創造和使用的文字、圖像、表情包等表意符號，往往以網絡群體傳播方式廣為流傳，成為網民之間的“行話”。網絡語言“雖然主要在虛擬空間傳播，卻是人們對現實社會關注和情緒表達的產物”（王仕勇，2016），它們在建構情緒的同時，也推動著情緒的社會化傳播。
（一）網絡語言的情緒特徵：雙重情緒基因
作為互聯網文化下的特殊表意符號，網絡語言的情緒層次更為豐富，通常具有表層和深層雙重情緒基因。表層情緒與深層情緒指向不同又相互交織，形成網絡語言獨特的情緒表達機制。相較於日常交流語言，網絡語言的一大顯著特徵是含有遊戲性、娛樂性的情緒底色。同樣的意思，用網絡語言表達通常會顯得比傳統語言更為時尚、有趣。
在“嬉皮笑臉”的外表之下，網絡語言還有著“一本正經”的內心，具有內涵豐富的深層情緒。例如，“青島大蝦”表達了人們對於旅遊宰客現象的憤怒、對某些部門不作為的不滿，對“茶葉蛋”“榨菜”的調侃則反映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後民眾對境外醜中言論的嘲諷和對自身生活的滿足。這種深層情緒實質是人們對於社會現實的道德判斷和情緒評價。無論是嘲諷、抱怨還是讚美、驕傲，都是對他們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的維護，顯示出社會控制的功能。
因此，深層情緒才是網絡語言的意指所在，表層情緒常常扮演面具角色，以精緻的面孔吸引人們的注意，促進深層情緒的傳播。在表層情緒的掩護下，深層情緒伴隨著網絡語言的群體傳播而四處蔓延，由此實現網絡語言的真正意圖。網絡語言的雙重情緒基因和作用模式也改變了隱藏在情緒背後的權力運作邏輯。“權力關係決定在訴說自我和情緒時哪些能夠、不能或者必須說，哪些是正確的或錯誤的，哪些是個體能夠說的。”（Abu-Lughod & Lutz，1990；轉引自尹弘飈，2013）在大眾傳播時代，少數社會精英在壟斷話語權的同時也掌握著情緒表達的主導權，很大程度上規定著情緒訴說的內容和方式。追求表達快感的網絡語言以遊戲、娛樂的外殼包裹針砭時弊的內核，表現出反權威、去中心等鮮明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特徵。網民藉助他們所創造的非正式語言，以嬉笑的方式盡情訴說社會百態、分享人生百味，甚至形成網絡狂歡，有力地挑戰了精英話語在網絡空間的影響力，體現出情緒表達權力中心自上而下的滑動趨勢。隨著越來越多的網絡語言被官方話語收編，這種滑動趨勢愈發明顯，社會草根在表達、傳播情緒方面的自由度、話語權及影響力越來越大。
（二）網絡語言的傳播機制：群體傳播驅動模因複製
網絡語言情緒能量的發揮，需要以網絡語言的大規模傳播、使用為前提。基於新達爾文進化論觀點解釋文化進化規律的模因論認為，人類社會存在像基因一樣的文化傳遞的複製因子——模因（meme），能夠通過模仿進行自我複製並像病毒一般傳播（何自然，何雪林，2003）。作為社會文化傳承的重要手段，“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模因，模因也寓於語言之中。”（謝朝群，何自然，2007）語言本身的運用促成了模因的複製和傳播，這一過程反過來也說明了語言的流傳原理，即語言是通過其使用者（宿主）的模仿、複製而得到傳播和保存的。
Francis Heylighen（1998）認為，模因複製要先後經歷同化（assimilation）、記憶（retention）、表達（expression）和傳輸（transmission）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週而復始循環，構成模因的生命週期。每個階段都存在選擇，意味著某些模因會被淘汰。語言模因的傳播也不例外。由於激烈的生存競爭，語言模因形成了強勢和弱勢之分，強勢模因才能得到廣泛的複製（何自然，2008）。
能否成為強勢模因，首先在於模因自身的特質，是否具有競爭力。相對於傳統語言，網絡語言往往形式新穎、言簡意賅，還常常形象風趣，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進而被理解、接受，從而被納入人們的認知體系，完成同化和記憶過程。同時，網絡語言的形式豐富多樣，文字、符號、圖片、表情包等，都可以成為網絡語言的形式載體，其間各種要素的組合又形成了豐富多樣的網絡語言文化，如段子接力、表情包大戰等。這使得網絡語言天生具有極強的表達力，容易被人們接受和使用。同時，相比於傳統書面文字和口頭語言，網絡語言尤其是符號、圖片、表情包類網絡語言在用於人際交流後，常常能夠被收藏、保存以便後續使用，從而容易實現語言模因在人際網絡中的傳輸。
從外部因素來看，能否激活大規模的群體傳播是語言模因能否強勢的重要條件。群體傳播越活躍，語言模因的傳播速度越快、範圍越廣，其“強勢”屬性也就越明顯。當然，如果模因自身非常有競爭力，容易引發群體傳播，就更容易成為強勢模因。互聯網讓人際間的弱關係網絡更容易建立，群體傳播更便捷，這就為模因複製創造了條件。甚至一些原本比較普通的語言，利用群體傳播無管理主體、可操控性的特徵，通過人為促成大規模的群體傳播，最終成為強勢模因而得到廣泛流傳，例如以“賈君鵬，你媽喊你回家吃飯”為代表的由網絡營銷而來的網絡語言。
（三）網絡語言對個體情緒社會化傳播的作用
網絡語言尤其是來源於社會公共事件的網絡語言，帶有鮮明的情緒特徵。其根據模因原理進行群體傳播，不僅能夠反映社會現象，還能讓網民的情感得到傳遞和釋放（劉越，2014）。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語言的流行過程，也是其所承載的雙重情緒突破個體範疇，在人際關係網絡間社會化傳播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網絡語言的雙重情緒基因通過群體互動發揮作用，從三個層面影響著個體情緒的社會化傳播。
1. 凝合效應：促進情緒整合，形成社會輿論
社會建構論認為，情緒的社會分享和傳播，一個重要目的便是“限制不受道德歡迎的行為或形成合宜的動機和意願。”（Harré，1986：80）因此，飽含道德判斷的深層情緒是激發網絡語言群體傳播的重要動力。網絡語言的大規模群體傳播又反過來促進了深層情緒的傳播與整合。
經過社會化分享、通過群體互動儀式的變壓之後，個體情緒被其他參與者獲知並理解，實現了傳播範圍的量變和情緒性質的質變，凝合成一種集體性的社會情緒。這種社會情緒能夠產生強大的群體壓力，在維護社會價值體系等方面具有較強的控制作用，實質上是一種社會輿論。事實上，輿論研究者們早已注意到了輿論中的情緒因素。陳力丹（2012：33）將輿論定義為“關於現實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信念、意見和情緒的總和。”美國學者卡斯珀·約斯特（Casper Yost）甚至認為，輿論等同於社會情緒。“情緒（sentiment）就是人的思想和心理的符合產物，所以通常所謂輿論——差不多人人都這樣叫它——實際上就是公共情緒（public sentiment），因為它含有感情，也含有思想。”（約斯特；轉引自劉建明，1988：350）
網絡語言作為網絡時代特有的情緒知識載體，大多生動傳神，具有心領神會的特殊效果，有助於人們更好地理解情緒事件，實現自我與他人情緒經驗的整合，最終形成社會輿論。由於成功的情感互動儀式“達到了很高程度的相互關注與情感連帶”，能夠創造新的符號，如“發明新的用語，開創時髦詞語、值得回憶的俏皮話、值得再流傳的笑話”（柯林斯，1986/2012：218）等，網絡語言在群體情感互動中存在變異和發展的可能，能夠反過來再次為情緒傳播推波助瀾。經過多次反覆，最初基於某一個案的單一、個體的情緒便發生質變，成為反映某一類社會現象的複合的、公共的社會情緒。
這些由網絡語言推動形成的社會情緒包含著人們追求社會公平信義、維護社會秩序的理性訴求，也難免夾雜有群體感染、模仿狀態下的非理性表達。理性與非理性交織，共同構成了情緒型社會輿論的特徵，也成為人們行動的動力。“情感是一種動機力量，因為它們不僅使人們的主觀體驗有序，而且賦予人們以力量，指導行動的方向。”（特納，斯戴茲，2004/2007：8）
2. 轉移效應：推動情緒轉化，疏導社會輿論
對網絡語言表層娛樂元素的追求，一定程度能夠分散人們的注意力，使得網絡語言表現出一種轉移效應——人們不那麼專注於網絡語言反映社會現實、發洩社會情緒的深層內涵，而投身於其遊戲外表所召集的群體狂歡。青島大蝦案被曝光後的第二天，就有以此為素材的段子在網絡上流傳，由此引發網友的段子接力，調侃旅遊宰客、物質相親、碰瓷敲詐等社會現象。網友們被事件挑動起來的緊張神經，也漸漸地在各種段子營造的“笑果”中放鬆下來。自娛自樂的網絡語言狂歡、能夠推動網絡群體互動儀式的情緒基調從深層的宣洩壓力向表層的戲謔調侃轉換，避免負面社會情緒積累到臨界點引發過激行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疏解社會輿論的作用。
網絡語言的娛樂特性也為社會輿論引導提供了新的思路，提醒官方和大眾媒體以符合群體傳播心理的方式疏導社會情緒。從網民嘲諷富人“有錢就是任性”到政府工作報告告誡官員“有權不可任性”，從網友集體吐槽“APEC藍”到主流媒體大方反思“APEC藍”，官方以網絡語言的形式真誠回應蘊含在網絡語言深處的社會關切，對於網民來說無疑是一劑疏解心情的良藥。
3. 沉澱效應：積累情緒氛圍，建構社會文化
網絡語言作為互聯網環境下人們情緒交流的新載體，反映的深層內涵是社會轉型、矛盾凸顯背景下普通百姓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對傳統社會道德的維護、對幸福美好生活的嚮往。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網絡語言可以說是社會發展的活化石，記載著人類文明道路上的社會公共參與。有的網絡語言甚至具有長久的生命活力，“說明它所反映的問題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始終未得到妥善解決，一種普遍情緒始終瀰漫在社會生活中。”（常宴會，2016）因為霧霾問題沒有徹底解決，所以對“短暫而不自然的美好”的嘲諷才會從“APEC藍”延伸到“閱兵藍”再到“帶路藍”並在短期內繼續保持變異的可能；因為旅遊宰客亂象沒有根治，“三亞海鮮”“雲南導遊”“青島大蝦”等飽含公眾憤怒與無奈情緒的詞彙才會被網友列入“中國四大黑”榜單。然而，即便促使其誕生的具體問題被解決了，網絡語言所蘊含的深層次社會情緒也不會消失，而是表現出沉澱效應，會較為長久地儲存在網絡語言中。正如柯林斯（1986/2012：172-173）所言，“互動儀式隨著時間連接成鏈條，其結果是最後的互動（通過情感與符號）成為下一次互動的輸入端；所以情感能量往往會隨著時間而累積。”
社會情感能量隨著時間而沉澱積累，將對社會的情緒氛圍（emotional climate）產生重要影響。美國社會心理學者Joseph de Rivera（1992：197-218）認為，情緒氛圍指一定情境下個體成員感知到的多數人的感受。這種感受與一段時間內的社會結構、政治管理、經濟形勢等密切相關，反映的是社會成員與他人的關係（如是否信任）以及與自身期望的關係（如是否滿意）。國內有社會心理學研究者（王俊秀，2013）將其譯為情感氛圍，並認為它是社會情緒的準備狀態。如同火星遇上乾柴，一旦遇上刺激性事件，情緒氛圍就能被激活成為社會情緒。因此，在整體社會環境沒有改善的情況下，網絡語言的每一次使用，都是對沉澱其中的社會情緒的喚醒，併為下一次的情緒爆發和互動儀式做鋪墊。
五 結論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傳播手段的豐富，促進了情緒這一特殊信息在網絡空間中的分享和傳播，個體情緒可能經過社會化傳播產生巨大影響。從社會學角度看，個體情緒在社會網絡間的傳播實質是一場以情緒理解為內核的群體情感互動儀式。互聯網激活了群體傳播的能量，使得群體傳播成為互聯網時代區別於以往其他時代的顯著標志。在群體情感互動儀式中，網絡群體傳播解除了物理空間在場性對互動儀式的限制，使得人們可以在網絡空間內通過弱關係連接更大的社會網絡，促進情緒的大規模鏈式傳播和互動。經過群體互動與討論，個體情緒被整合成代表群體意志的社會集體情緒。社會情緒是社會輿論的一種表現形式，具有維護社會道德秩序和價值體系的功能。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1期。
本期執編 / 彤昕
訂閱信息
全國各地郵局均可訂閱《國際新聞界》，國內郵發代號：82-849，歡迎您訂閱！
您還可訪問《國際新聞界》官方網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費獲取往期pdf版本。
閱讀更多 國際新聞界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