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禎帝
明代的財政支出中有很大部分是為了供應北部邊疆地區，防備今天長城以北的遊牧民族的入侵。永樂時期還常常採取主動進攻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往往耗費太多人力物力，遊牧民族也不是待在某個地方等著你來進攻，所以永樂以後就基本不採取主動出擊的方式了（除了那次意外的土木堡之變），在所謂九邊地區建立大量的防衛體系和大規模的駐軍。#歷史科普#
駐軍人數多，那麼軍餉問題也就凸顯出來了。應付軍餉主要採用幾種方式：屯田；民運；京運。屯田主要是軍屯，但永樂以後大量屯地被私人佔據，軍屯的收入也就急劇減少。民運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但邊關一帶的土地也比較貧瘠，民運一般是將糧食從數百里之外運到邊地去。後來這些負責民運的人也嫌麻煩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僱傭專門的商人處理這件事情。再到後來民運也行不通了，就不得不依靠中央財政撥款，拿著銀子到邊關附近買糧食再供應當地的軍隊。中央的財政撥款到最後佔了很大比例。那麼銀子從哪裡來呢？
江南是明代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當然今天也是。江南的賦稅收入佔了明代財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所以江南的稅收得起來，朝廷的財政收入就多一些。蘇州府一府的財政收入往往比一些偏遠地區的布政司（省）的收入還多。南直隸地區的財政收入之所以如此之多，就是所謂的“江南重賦”，官田的租額要遠遠高於民田的賦。其實官田和民田都是私人佔有的土地，只是歷史上官田是宋末賈似道收購的宋代的國有土地，其地租很高，到明代的時候就延續了原來的租額。到正統年間，很多官田就因為天災或者重賦等原因被拋荒或著以“飛灑”“詭寄”等方式隱匿了。這樣一來官員為了達到“原額”就不得不將多餘的賦稅攤派到其他的土地上。如此循環下去，官方掌握的土地越來越少，剩餘的土地不得不承擔更多的賦稅。長此以往是容易出問題的，而且朝廷也很難收的起稅了。所以正統年間開始有所謂的“周忱改革”，簡單來講這次改革就是不再區別官田民田，把賦稅按照田地的肥瘠程度劃分等則，以一定比例徵收田賦，而且田賦的徵收是以銀子為結算手段的。從正統年間開始，以江南地區為主的財政改革就逐漸展開了。大體的趨勢是實物折銀，賦稅的稅種逐漸減少（實際上就是把賦稅之外非法加派的雜稅也算進去合為一種稅）。同時勞役也按照一定比例折成銀子結算，以每戶所擁有的土地作為繳納多寡的標準。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系列改革開始無意識地出現一種“量入為出”的觀念，官員每年需要預估本年度的財政收入和支出，再按照這個額度徵稅。
舉一個例子：我在大學裡讀書，以往的做法是，今天學習要修個草坪，大家分別出點錢。明天要辦晚會，大家也要分別出錢。學校需要做什麼大家都要出錢，而且還要出工出力，工具也要自備。現在的做法是，開學的時候統一交學費，所以學校一年中要辦的事情都在其財政收入里扣除，學生不再需要出工出錢了。
正統年間到萬曆年間的一系列改革實際上就是張居正“一條鞭法”的內容。所以，與其說一條鞭法是張居正的發明，不如說只是張居正對之前的一系列財政改革的承認。明代的財政體系到張居正的時候已經較為完善了。可惜萬曆三大徵，加上後金崛起，朝廷又不得不加派”三餉“，在原有徵稅的基礎上又增加賦稅。地方不堪重負，農民暴動和奴變此起彼伏，明朝也就被李自成滅掉了（其實也就失去了半壁江山）。
明代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鹽法敗壞，與鹽法息息相關的鈔法也很早就廢弛了（就是紙鈔）。
明朝的財政不良是滅亡的最大問題。明代田稅長期低稅率，但並未給國家實惠，得利者是官僚，田地低稅率於農民而言區別不大，該高還是高，因為地主才是其依附者。政府缺乏資金，農民無法從政府獲得低利率貸款，限制高利貸的條文只能是一紙空文。明末民變與三餉互為因果，環環相扣。募兵加劇負擔，而欠餉又加劇兵為匪。可知，如果經濟問題解決了，軍事上的兵員是足夠養兵的，那麼軍事守住了，明朝也就不會有農民起義，其流民安撫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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