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認為他們是先有文明再有青銅，而東亞文明出現比較晚，是銅器催生了真正的文明。神權意味著整體動員力，王權則依託於武士集團，青銅的出現有利於武士集團壓倒祭司集團搞專政。所以相對來說，中國的神權更弱，王權更強。美洲文明沒有金屬，所以大多是神權治國，也算一個佐證吧。
第一代農業文明的凝聚力來自宗教。在地中海東岸，一萬年前的城市耶利哥（Jericho）除了城牆和防禦塔之外，唯一的公共建築就是神廟；同樣建於一萬年前的恰塔爾休於（Catal Huyuk）連城牆都沒有，但也有專門的神祠；一萬一千年前的哥貝克力（Gobekli tepe）遺址，沒有民居，只有數千噸巨石構築的一個個祭壇。再晚一些中國的牛河梁遺址有一座直徑100米、高40米的土石山，完全靠人力夯成，只為向女神致敬。
哥貝克力遺址復原圖
文明誕生的原因似乎延伸到了更具體的問題：為何文明社會的早期成員都會虔誠地相信超自然神靈？為何祭司集團能制定一系列規則約束所有人？為何他們能利用非常簡陋的物質條件佈置足夠懾服人心的宗教儀式，甚至讓農民心甘情願地充當人殉？
但實際上，這些問題根本不必回答——如果你在招聘啟示中提出了本科學歷的要求，就不該奇怪為什麼絕大多數應聘者都經歷過高考。既然在石器時代，能動員大多數人口採取違反人類“天性”的生活方式、並長期保持為制度的唯一力量是宗教，自然所有的文明在早期都會存在宗教主導階段。至於那些沒有選擇宗教化的石器時代族群，那些宗教凝聚力不夠的部落，要麼被文明化農業社會趕走，要麼被早期宗教文明吞併，根本就沒有資格被文明人記錄為歷史。
這個階段從史前一萬年左右開始，持續了四、五千年。和後世的文明社會不同，那時的社會沒有什麼“世俗”和“宗教”的區別。在祭司和普通人看來，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本是一回事，僧侶也不是所謂的“出家”和“出世”之人。相反，負責祈禱的是祭司（僧侶）、負責管理生產的是祭司、負責儲存物資的是祭司、負責商業的是祭司，負責開辦學校傳授知識的是祭司，負責治安的還是祭司，甚至負責組織演出，娛樂神靈（也允許平民圍觀）的也是祭司。兩河流域古神話稱，恩奇神（Enki）之所以造人，就是為了替神靈耕種土地，免除神靈的辛苦。祭司們有義務也有權利替神管理人類，讓農民按照神的意志去勞作。
所以，與其說神廟是早期文明的政治、文化、司法和軍事中心，不如說此時的文明城邦就是神的莊園，類似後世的寺廟地產。直到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的兩河文明，祭司團體還直接擁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土地，神廟依然是古代城市中唯一引人注目的建築。典型的神廟會在壯觀的高臺之上設置祭祀大廳，周圍被祭司的房間環繞，這些房間就是最早的的辦公室。神廟外圍則排列著倉房，儲存整個文明的剩餘產品。文明居民要辦幾乎任何事情都必須去找祭司，就像我們去政府辦事大廳，去社保中心，去學校和劇場一樣自然。在日常生活中，當時的普通人遵守祭司轉述的神諭，而不是來自世俗政府的法律。早期蘇美爾人如果遇到糾紛，神廟就是法院，祭司就是法官，占卜和神諭則是終審判決。
蘇美爾神廟
與之類似，中國古神話中司法源於堯舜禹時期的大法官皋陶：“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這描述的顯然也是文明肇始，由祭司（巫師）主持的占卜“神判”。公元前1300年，遊牧蠻族以色列人到達巴勒斯坦，開始創建定居文明社會。和其他文明的早期階段一樣，以色列最早的文明領袖是先知祭司，稱為“士師”。舊約聖經專門有一章《士師記》描述這個神權時代。而士師的英文譯名正是Judge，即法官、裁決者，兼有管理世俗社會之權。在農業文明的早期，眾多民族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神權祭司集團來管理社會，這顯然只能用相同的生產模式來解釋。對於此時的“文明人”來說，恐怕根本就想象不出一個沒有祭司和神靈的社會。
不過，這個時代終究會結束的。古代以色列最後一任士師是撒母耳。《聖經 撒母耳記》記載了士師神權制度的末日：
以色列的長老都聚集，來到拉瑪見撒母耳，對他說：
“你年紀老邁了，你兒子不行你的道。現在求你為我們立一個王治理我們，像列國一樣。”
撒母耳將耶和華的話都傳給求他立王的百姓：
“管轄你們的王必這樣行。他必派你們的兒子為他趕車、跟馬，奔走在車前；又派他們作千夫長、五十夫長，為他耕種田地，收割莊稼，打造軍器和車上的器械；必取你們的女兒為他製造香膏、做飯烤餅；也必取你們最好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賜給他的臣僕；你們生產的糧食和蔬菜水果，他們必取十分之一……”
百姓竟不肯聽撒母耳的話：
“不然、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使我們像列國一樣——有王治理我們、統領我們、為我們爭戰。”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
“你只管依從他們的話、為他們立王！”
聖經竭力宣揚神權至高無上。但很明顯，撒母耳立王是一個神權向王權讓步的故事。長老們逼迫祭司交權，理由是以色列需要軍事統帥；祭司則告訴他們王權意味著繳納永無休止的稅賦，供養官僚機構。與虛無縹緲的上帝相比，這兩個理由才真正無可抵抗。
最初的文明是“孤島”式的農業城邦，生存和擴張的主要障礙是自然環境，以及周圍保持遊獵生活方式的“蠻族”。宗教文明發展了幾千年後，在一些肥沃的沖積平原上，農業城邦開始變成“群島”，進而邊界相接，開始競爭土地、水源、礦產等稀缺資源。人類遇到了從未有過的的局面——現有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是另外的文明人類。軍事活動第一次成為文明社會的必需品。
軍隊需要紀律，需要統一的指揮，必須有穩定的領導，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暴力團體。另外，軍隊不僅可以對外征伐，還可以用於對內鎮壓。所以新興的軍官團體有能力發動政變，把自己變成國王和貴族，強迫祭司和民眾都服從自己。這個邏輯似乎很順暢。
但石器時代還沒有後世意義上的軍事階層，因為缺乏合適的武器。受材料限制，軍隊只能用木棒石塊來製造兵器，比如骨制箭頭的弓，或是精心磨製的石斧。這些裝備殺傷力並不明顯勝過農具、獵具，而且難以持續作戰——最好的燧石刀，也很容易一擊碎裂，變成普通的鈍器。
這意味著無論是對外戰爭還是對內鎮壓，少量職業軍隊都沒法壓倒臨時組織的民眾。宗教的動員能力明顯勝於剛剛出現的軍官團，而全民動員往往能打敗少量兇悍的入侵者，或是阻止軍閥奪權的企圖。所以，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祭司都是軍事行動的主導者，神權的地位依然穩固。
漸漸地，祭司們努力搭建的貿易網帶來了壓制神權的新材料。大河流域周邊的山區提供了銅、鉛、錫的礦石，幾種柔軟的金屬混合在一起，可以凝結成堅固且有韌性的合金——青銅。原本主要用於裝飾的金屬從此可以用來製造工具。從公元前3000年開始，各個早期文明相繼進入青銅時代。
在隨後的五千年中，銅在大多數地區都是貨幣的重要材質，雖然比不上金銀，但這也足以證明銅是一種準貴金屬。早期文明大多處於大河沖積平原，遠離礦區且缺乏冶煉的燃料，青銅的價格更是昂貴到平民難以承受。所以，青銅時代的到來並不意味著農民和工匠換上了青銅工具，他們一般只在工具的關鍵部位使用一點點青銅，比如木犁的尖端，比如鋸子的齒部。大多數工作依然使用純粹木器和石器，效率沒有明顯改善。
但是，有限的金屬完全可以改變戰爭的形態。青銅兵器，哪怕只裝在矛頭上，也足以把軍隊的殺傷力提高一個數量級。幾百名精兵持劍、披銅甲，射出青銅箭簇，可以輕鬆打敗上萬名石器時代的民眾，而且武器並不會因此出現明顯損耗。
金屬刀具的出現還給人類帶來了精密加工硬木的能力。此前人類雖然已經使用陶輪來製作陶坯，但直到青銅工具出現，人類才能造出廉價的車輪和車軸，並在關鍵的受力點用金屬部件來加固，交通因此進入了車輛時代。青銅時代的馬還沒有被馴化成後世的強壯馬種，體型比驢大不了多少，沒法揹負一個騎兵作戰，但體力恰好足以拉車。多匹馬合力，雙輪馬車就能帶著射手或糧食飛馳，賦予軍隊前所未有的機動性、衝擊力和後勤能力。
對於大河流域的文明來說，青銅武器和馬車（包括馬）的價格都非常“合適”。
山西曲沃縣晉候墓
聖經裡的以色列人要求：“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使我們像列國一樣——有王治理我們、統領我們、為我們爭戰。”與之對應，中國上古史中也有禪讓制被廢除，大禹子孫世代稱王的記錄。這顯然都是軍事貴族集團確立自己地位的過程。實際上，甲骨文和金文的“王”字本身就是斧鉞之形，意思是控制武裝的人。軍事首腦稱王，軍官和骨幹士兵就成了軍事貴族。
不過，除了軍事動員之外，宗教集團還在文明中承擔著重要的社會管理職能。早期的農業社區沒有文字，所有的信息都要靠記憶來保存。這意味著無法對社會進行精確控制，也不能對一個人的長期工作給出準確評價，甚至很難在記憶出現衝突的時候做出評判。後世最好的管理手段在這種條件下也束手無策。
管理有偏差，最好的結果是是讓員工能容忍偏差；賞罰不準確，最好的消息是大家依然保有底限的積極性，依然相信判決的權威性。一般來說，我們只能在親朋好友的圈子裡看到這種容忍和信任，一旦範圍擴大到陌生人，不精確的管理必然會會導致利益衝突，進而導致分裂。在文字出現之前，要解決這個矛盾只能靠宗教，用神的權威“抹平”粗糙管理中出現的混亂，用氏族共同利益的傳說來化解不可避免的內部矛盾，這才能維繫一個超出“熟人”圈子的文明社區。所以，在王權形成的最初階段，依然以神廟作為重要的行政管理機關，早期的蘇美爾王宮面積一般只有神廟的一半左右。王權徹底壓倒神權還需要另一種新技術的協助——文字。
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文明社會控制的人口和資源都越來越多，即便以神的名義也很難彌合管理的錯誤。負責具體事務的祭司們絞盡腦汁解決這個問題，先是用圖畫來記錄賬目，然後逐步簡化圖形，公元前3000年，與人類進入青銅時代幾乎同時，楔形文字出現了。
文字的出現結束了“空口無憑”的時代，檔案記錄了物資和歷史，讓命令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間精確傳遞，讓已經達成的承諾有據可查。這讓分層管理和精確的計劃成為可能，也讓管理者能夠考察不熟悉的下屬，官僚機構因此第一次成為可選的組織方式。發明文字的神廟隨即培養僱傭了第一代純粹處理行政事務的技術官僚——書吏。
書吏不一定要要兼任祭司，不需要有堅定的信仰，也能像過去的祭司一樣管理生產，也能徵稅並組織公共工程，甚至還做的更好一些。中國古代傳說稱“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似乎講述的就是書寫對生產的促進，以及對神權的打擊。
軍事貴族很快發現了技術官僚不依賴於神權的特徵，迅速地把官僚機構納入自己的麾下，僱傭純粹的世俗官吏來管理社會。到了公元前2300年左右，蘇美爾王宮的規模已經壓倒了神廟，開始接手社會日常管理工作。類似的，公元前1600年左右建立的商朝擁有文字和青銅，自立國起就有強大的王權。
所以，青銅-文字時代的典型特徵是王權壓倒神權，軍事集團依靠暴力專政。由於青銅的稀缺和製造不易（需要多種金屬融合），貴族軍官很容易壟斷金屬的供應，進而壟斷了從政（管理經濟）和從軍（掌握暴力）的資格。普通農民如果想在青銅時代餬口，就必須緊密依附於軍事貴族，甚至充當奴隸，才可能獲得軍事保護和有限的金屬工具。這就是史書上常說的奴隸制時代，但似乎用“屬民制時代”描述更合適一些。
農民只有石器和木器，所以少量青銅貴族可以輕鬆的鎮壓底層的反抗，比此前用神話來維護秩序更有效，這意味著階級秩序嚴格而穩定。但在統治集團內部，必須有暴力之外的力量來維護秩序。因為統治階級內部不存在金屬-石器的技術鴻溝，理論上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暴力來奪取權力。一群軍官如果只靠暴力的平衡來劃分利益，勢必戰亂不止，互不信任，既不會產生穩定的王權，也不可能和其他文明的軍隊相對抗。
所以，雖然消滅了舊的神權政府，但成功的軍事貴族集團還會在世俗統治機構內部保留一部分的宗教神話和氏族體制。《左傳》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即軍事貴族和宗教的結合足以穩定政權。只是這一次神的世界有所後退，普通人再也不能直接和神打交道。國王和大貴族成為神靈代理人，以半神的身份進行統治。在青銅貴族統治的周朝，王獲得了“天子”的身份，“受天命”身份管理國家，壟斷了和神交往的權利。兩河流域有巴別塔的傳說，中國有“絕地天通”的神話，都是在描述這個神靈撤回天上的故事。
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 罔有降格
——《尚書》
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使人神不擾 各得其序 是謂絕地天通
——《尚書孔氏傳》
除了軍事統帥和首席大祭司，周王還是所有貴族的族長，利用古代氏族的權威來佔領道德高地。至於其他貴族之間，可以用源於上古聖賢的“禮”制來約束行為，避免軍事貴族動輒使用暴力來解決矛盾。只是“禮”的適用範圍到最底層的貴族“士”為止，所謂“禮不下庶人”是也。因為再下層的屬民和奴隸沒有青銅，可以用暴力迫使他們服從秩序，就不必多客氣了。在這個半神的時代，神保佑的文明只會覆蓋裝備青銅、懂得書寫的社會階層。
新興的青銅貴族集團很清楚自己權力的來源是對金屬資源的控制。以色列第一任國王所羅門為聖殿鑄造了銅柱和青銅水池，在遠東的中國，“（青銅）鼎之輕重”可以衡量國家的強弱。這些青銅“禮器”既是炫耀，也是戰略資源的儲備。按照半神統治者的設想，只要子孫保有這些銅器，就能應付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但他們萬萬沒想到，“禮崩樂壞”的末日危機並非源於青銅儲備不足，而是因為新的金屬改變了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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