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一生短促，只活了51歲。但他一生筆頭甚勤，養成記日記的習慣，每日必記完日記方寢，確有特殊原因未記，日後必補記。他並重視自己日記的保存。1943年1月11日，他的住所南京西流灣住宅失火，當其妻子搶救財物時，他卻打開保險箱和書桌抽屜取出日記抱著往外跑，其珍愛日記至此。抗日戰爭結束後，周佛海的日記落在國民政府軍統局手中。國民黨政府敗退出中國內地後，周佛海日記大部分留存內地檔案部門，至60年代，檔案部門查到殘存的7冊，另有一部分經軍統人員之手流落到香港。周佛海1940年的日記於1953年8月由香港創墾出版社出版。而1939年的一冊卻下落不明。1939年是汪精衛集團逃離國內後與日本勾結籌劃建立南京偽政權的一年，這一年周之日記記載汪偽集團的活動，內容至為重要，但卻失蹤，實為史學研究之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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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擔任過汪偽南京政府的軍政財經要職，如偽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偽政府財政部長、警政部長、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行政院副院長等，其日記中留下汪偽政權重要活動的歷史蹤跡是不用說的。抗日戰爭初期，周佛海在南京、武漢、重慶，身居國民黨中樞機構，隨侍蔣介石左右，出席國防最高會議，參與要政。他的日記中記載了國民政府大政方針決策過程的某些情節。1945年6月9日後至1946年全年，周佛海自述:“因痛病時發，變故迭生，一直未遑或無心作日記也。”故周逾一年半時間中斷了記日記。有關日本投降前後他的活動及他被關押審判的詳細經過之記載闕如。但其1947年日記中對有關這方面的情況有所追記，多少彌補了不足。
從抗日戰爭爆發起，周佛海就對這場民族抵抗戰爭恐懼、悲觀，對與日本妥協，以滿足日本某些條件，換取日本停止軍事進攻，結束戰爭，充滿了幻想，終於從尋求“和平道路”走向投降的深淵。從周佛海日記中能看到他走向深淵的心路歷程。
“七七”盧溝橋事變標誌著全民族抗戰的爆發。國民政府雖然下定了抗戰的決心，但國民黨政府內部存在著以汪精衛為代表主“和”的潛流。周佛海與汪同調，“始終認為戰局不會擴大”。戰爭一開始，他就與汪精衛、陳公博、高宗武、陶希聖、胡適等人頻繁密商與日和平外交。他在日記中寫道:“餘始終認為，國力不足，戰爭只可適可而止，宜準備外交接洽。”“中日關係非一戰可了也。”他主張，當勝負未分之際，最好“保全實力進行外交”。但他們“貢獻外交進行方式，不被蔣先生採納，大為失望”。他認為，“蔣先生對此次戰事似無遠大計劃，只抱犧牲之簡單的決心，時局如何收拾，戰爭到何程度，似未在考慮之中，令人焦灼”。戰事逐步擴大，周佛海“焦灼萬分”，“殊覺苦悶”，“食不甘味”，“瞻念前途，仍有不堪設想者”。每談前途，他都頗覺黑暗。日記中充斥著他悲觀情調的語句。
至上海失陷，軍事潰敗，擬行遷都，周佛海“心亂如麻”，感到“前途暗淡已極”。11月14日，他日記中記載:“外交形勢亦無實際援助，比（利時）京會議（布魯塞爾九國會議）將發表宣言，一散了事。軍事上抵抗力日漸減少，悲觀萬分。午痛飲解愁。綜合各方情況，前途暗淡已極。”為避戰禍，家人朋友分離相別時，他記寫的是:“黯然魂銷，惟別而已。復念時局如此，家庭團聚不知何日。返家後，睹人去樓空之日，尤令人感傷不已。”撤離南京前夕，1937年11月17日，他在日記中寫與友人相別的情景:“重霧籠城，天昏地暗，此別不知再會後日，相對泫然。……日來悲觀之至，謂中國從今已無歷史，何必記日記？”
至戰爭進行一年之後，他寫道:“蓋久戰之後，已不覺戰爭為可怕矣，惟正因此種種關係，將來必有嚴重悲劇。”他一心想著的是與日言“和”。1938年春，身居抗戰陣營中樞之周佛海甚至有離開武漢親自赴香港與日方秘密“交涉”之打算，後蔣介石身邊的陳布雷告知他要打消這個主意，“恐起物議”，他還“聞之不勝懊喪”。在抗日陣營中，“和”與戰兩條路線之爭，使周佛海與蔣介石距離愈來愈遠，而與汪精衛越來越緊密。周與人“談時局前途悲觀萬分:吾輩既不能為俄國走狗而入共黨，復不願為日人傀儡，除自殺外，尚有何法？”蔣介石對於他的宣傳工作不滿意，他認為:“惟蔣先生之理想，亦過於離開現實，決不能實現。”他感到:“以後局勢日益緊急，前途困難，方增未已，為之憮然。”1938年8月中旬，當他飛離武漢赴渝時，其心境:“出發在即，一時心緒紛煩（繁）”，“忍痛動身……別矣武漢！後會不知何日。武漢八月，宛如一夢，人生別離，本極痛苦，況永別耶！”
這位國民黨中央主管宣傳工作，身負動員全國軍民抗戰的大員，竟毫無奮發勇進、不畏犧牲的戰鬥精神和氣概，卻整日裡沉浸在悲愴悽苦惶惑不安的情緒之中。在周佛海的心中，“盱衡時局，焉如搗，長夜漫漫，何時達旦？今後困苦顛連，當益加甚。”他沒有抗戰必勝的信念，相反，他越來越覺得，抗戰必然亡國。他寫道:“民國成立27年，不料今日有亡國之趨勢，不禁悽然欲絕。臨與武漢告別之前，均覺垂頭喪氣也。”“今後局勢愈益艱難，而無補救之法，為之太息。過去一誤再誤，中國竟亡於國民黨之手，千秋萬世後決不為吾人諒，吾人其為歷史之罪人也。”正是在這種抗戰必亡的思想心理支配下，他追隨汪精衛，想“打破難關”，採取“非常之舉動”，名為與日本談“和平”，實則走向投降日本的深淵。從周佛海的日記中，不難找到他走向這條死道的心路歷程。
1938年11月中旬，當週佛海與汪精衛密商逃離重慶時，忽聞蔣介石將由衡陽赴重慶，心中非常害怕，他們感到“殊出意外”，“不勝奇異”。12月1日，他日記中寫道:“聞蔣先生十號以前將來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學生聞先生將至然。”這完全真實地反映了他的恐懼心態。當他搶先飛離重慶赴昆明時，他的心境:“豈飛機離地之剎那，即餘政治生命斷絕之時？”“默唸前途茫茫，國運、己運，均難逆料是吉是兇也。”正當周佛海先期到達昆明等汪精衛前往時，蔣介石到達重慶，汪精衛離渝之計劃被延誤。重慶電召周佛海返渝，他“甚為躊躇”，“去留問題委決不下”。他心情矛盾，一會兒想返回重慶，一會兒又決心赴香港。待汪精衛到達昆明，他“十餘日來心上一塊石，今始放下”。他逃離國家的心情在日記中記載得相當清晰。最後他終於走向投日之不歸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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