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每25萬人一個億萬富翁，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就財富分配而言，中國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經濟學人》的一項估算髮現，瑞典億萬富翁的財富價值相當於該國年度gdp的四分之一。只有在塞浦路斯或摩納哥這樣的避稅天堂，或在俄羅斯或格魯吉亞這樣的被佔領的經濟體中，富豪們才更有統治力。
然而，在普通的瑞典人中，億萬富翁卻出奇的受歡迎。“只有王室，阿斯特麗德·林格倫（Astrid Lindgren），阿巴（Abba）和比約恩·博格（Bjorn Borg）才能在人氣上競爭，” 2018年，一份有關宜家創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去世的報紙寫道。關於對富人徵收苛刻稅的說法被聳了聳肩。自由市場智囊團蒂姆布（Timbro）的簡裡克·拉爾森（Janerik Larsson）說：“在美國或英國，關於對超級富豪徵稅的爭論就不存在了。”
億萬富翁之所以受歡迎，部分原因是人們認為他們不是通過利用普通的瑞典人來賺錢，而是通過創建h＆m，沃爾沃和Spotify 等跨國公司來賺錢。它們也相對適中。即使在豪華的街道上，也很少有豪華轎車。有錢人和其他人一起在受歡迎的餐廳裡吃Smørrebrød。許多富裕家庭建立了基金會，將大量款項分配給良好的事業。與瑞典最強大的王朝之一有關的沃倫伯格基金會的辦公室在斯德哥爾摩一棟不起眼的建築物中（儘管這周全家人在洗錢指控中為銀行辯護）。
如果令人驚訝的是，很少有瑞典人渴望對富人徵收懲罰性稅，那也是因為許多人得出結論，認為他們不起作用。瑞典於1911年開始徵收財產稅，隨後在1934年，1948年和1971年進行了三大增長。到1980年代初，擁有約60萬美元（按今天的價格計算）的家庭財富的瑞典人面臨的邊際稅率為4％。結合高額的收入徵稅，在某些情況下，投資的有效稅率超過100％。
儘管徵收這些懲罰性稅率，財富稅僅對瑞典慷慨的福利國家做出了很小的貢獻-最多在戰後時期，它提高了gdp的 0.4％。從1970年代起，它的受歡迎程度開始下降。坎普拉德（Kamprad）於1973年逃往瑞士。漢斯·勞辛（Hans Rausing）的父親創立了包裝公司利樂（Tetra Pak）（並於今年早些時候去世），他於1980年代逃往英國。兩位經濟學家馬格努斯·亨雷克森（Magnus Henrekson）和古納爾·杜里茲（Gunnar Du Rietz）認為，到那個十年，“人們可以不受懲罰地逃稅”，這不僅是因為1989年放鬆了外匯管制。
包括各種豁免（包括自1991年起對土地和森林所有權的豁免）在內，增加了稅收管理的複雜性。在兩黨的支持下，瑞典於2005年廢除了遺產稅，並於2007年廢除了財產稅。不久之後，坎普拉德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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