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沒有傳染病造成重大格局調整的先例。在現實中，此次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機大，但並未對世界格局的核心要素形成挑戰。相反，疫情可能導致“強國愈強、弱國愈弱”，美國是否借疫情之機打壓其他國家更值得關注。
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對世界經濟和人類生活構成了重大影響。因為疫情是人類共同威脅，會對各國構成普遍性損害，所以對世界格局，即各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關係，一般不會造成重大影響。
更有甚者，由於災難一般會首先摧毀安全冗餘度比較小的國家和群體，疫情還有可能推動世界格局朝對強大國家更有利的方向發展。
沒有傳染病造成重大格局調整的先例
在歷史上，還沒有哪一次重大格局調整和變化，是由傳染病所導致的。
明清之交，中國也曾發生過多年重大疫情，但很少有歷史學家認為，明朝的滅亡是因疫情所致。
公元前43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瘟疫導致一半雅典人死亡，是雅典滅亡的重要因素。但是，這也與雅典在戰場上不敵斯巴達，無法逃避疫情只能坐困危城相關。
1918年~1919年的世界大流感，導致當時世界12億人口中的一半人感染，4000萬至5000萬人死亡，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還要多。但這次疫情，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沒有多少影響。事實上，戰勝國美國、英國和法國等，在疫情中所受到的損失，比戰敗的德國、奧地利等國更大。
但是，疫情也會起到扶強抑弱的催化作用。
一方面，疫情往往會加快歷史演變的速度。明清之交，鼠疫先幫了佔據優勢的李自成農民軍的忙，後又幫了清軍的忙。如無疫情，從明朝向清朝的政權過渡，時間可能會更長。一戰後期的世界大流感，確實讓交戰各方無力再打下去，只好儘快停戰。
在國家內部也是如此。強勢群體雖然與弱勢群體一樣受害，但生存機會更多、恢復能力也更強，最終反而會出現財富集中的現象。
另一方面，疫情對大國的國力影響有限，但對中小國家可能會起到決定性影響。雅典是個小城邦，疫情直接導致其快速滅亡。一戰時的世界大流感雖沒有改變歷史，也沒有摧毀戰勝、戰敗的各大國，卻讓太平洋中一些與世無爭的小島變成了無人之地。
疫情沒有挑戰世界格局的核心要素
世界格局的核心是美國。美國霸權，如果可以這麼稱的話，核心要素是美元、美軍和科技優勢。
這次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最終影響可能會比2008年金融危機大，但是對上述要素的影響卻有限，這主要是由於以下三個原因：
一是危機來源不同。2008年金融危機起源於美國，主要危害一開始也集中在美國。所以，金融危機不僅對美國造成巨大財富損失，還導致世界範圍內對美國政治制度和國際地位的不信任。美國在金融危機中的損失是全方位的，有些甚至是不可恢復的。這一次則不同，無論最終科學家們認定病毒來自何方，美國似乎都不太可能成為眾矢之的。
二是影響領域不同。金融是美國霸權力量中的核心部分，所以金融危機直接打擊美國霸權力量本身。並且，金融產業是富人的遊戲，金融危機是有產者之間的內戰，是相互間的財富再分配，對普通民眾的影響並不大。這也導致，金融危機主要傷害的是國家內部的富人，是國際舞臺中的富國，對窮人和窮國的影響反而不大。
但是，疫情與金融危機不同，是無差異地損害所有國家所有人。在這種情況下，越是貧窮、規模小的國家，安全冗餘度就越少，就越經受不起疫情的打擊；越是資源豐富、經濟發達的國家，應對能力和恢復能力也就越強。
三是影響程度不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經濟大危機，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根源都是國際、國內政治和經濟制度問題，影響的結果也往往是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結構的調整與轉型。所以兩次危機後，世界各國普遍增強了政府影響經濟、介入民生的能力，德日意則走向了法西斯化和對外侵略的道路，最終以二戰的形式完成了格局調整。
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雖然沒有發生戰爭，但是也出現了美國霸權相對衰退、其他大國同時崛起的多極化加速現象。
但與此相比，疫情的來源是隨機的、非政治性的，其影響也不會是結構性的，一般都是可以自動恢復的。對美國來說，疫情的影響也將如此。如果美國發生大規模經濟危機，那也不會是疫情本身所致，而是美國的經濟週期性因素和其他結構性問題，借疫情的機會爆發出來。
美國是否會借疫情打壓別國值得關注
綜上所述，此次疫情不會對美國的國際地位造成實質性損害。如果在疫情以後，我們看到美國繼續從世界領導地位上“衰退”，這也將不是疫情所致，而是世界格局演變和美國自主戰略選擇的結果。
事實上，自從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已多次表達過對傳統的“實利換領導權”這一模式的不屑一顧。更值得注意的是，重大疫情往往還會導致權力和財富的進一步集中，可能會出現“強國愈強、弱國愈弱”的極化效應。
因此，美國是否或能否借疫情之機，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來打壓、掠奪其他國家，比美國是否會加速衰落而導致世界格局加速調整，更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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