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肩負起拯救文化的責任，而那些浸染了文化痼疾的病態知識分子也必須被拯救。
——題記
1923年，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用“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一語評價《儒林外史》。
24年後，錢鍾書的《圍城》一經發表，就震驚了當時文壇。讀者們紛紛把它視為現代版的《儒林外史》——一部“機鋒所向，尤在士林”的諷世之書。
《圍城》於此，的確多有傳承。
錢鍾書以其融貫中西的淵博學識，以及對留學生活親歷親見的洞若觀火，以他特有的方式對“新儒林”——病態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和人性弱點做了無情的剖析和辛辣的諷刺，表現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尷尬處境。
他老辣深刻地寫出了“新儒林”的可笑可鄙、可惡可憎，以期通過探尋那些病態知識分子荒蕪的精神家園，重建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價值觀。
01 在情場與名利場中，“新儒林”的迷失沉淪
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以留學生群體為主人公的小說有很多，許多作品都把他們作為國家和自身命運的精神探索道路上的啟蒙者，在主題上或是檢討弱國子民的自卑與屈辱心理；或是批判崇洋媚外的洋奴意識。
錢鍾書則不同，他以獨特的知識分子價值觀，用極具穿透力的目光凝視著“新儒林”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洞悉到了他們的病態。
錢鍾書與楊絳
在新與舊、中與西文化廣泛而深刻的激盪交匯中，方鴻漸不新不舊、亦土亦洋；他既不是學業有成，矢志報國；也無力融匯“夷夏之長”，未曾想以留學鍍金為資本，進入仕途，只打算利用“半桶水”的學識謀生立足。
他一頭扎進情場與名利場的“圍城”，又逃出來，再衝進去，再逃出來，輾轉周折。
在情場上，方鴻漸先後與四位女子扳纏不清，終落得個闊小姐不想要，意中人得不到，節節敗退的結局。
歸國的船上，他輕浮地與鮑小姐苟且廝混，感到受了玩弄，始覺“女人的可怕”，但錯愕之餘以“精神勝利法”治癒創傷，求得心理平衡。
在上海，又與蘇文紈進行著“她進我退”的尷尬累人的情愛；雖與唐曉芙情投意合，但由於蘇小姐求愛不成的離間報復，唐小姐頓生誤會，方鴻漸冒雨落荒而去。
《圍城》同名電視劇照
最後在南行途中和三閭大學，不知不覺掉入外表柔順卻富於心計的孫柔嘉的愛情陷阱，進入“圍城”。
在名利場，方鴻漸也備受傾軋與暗算，落得個走投無路，疏離人群，陷入困窘的結局。
一進三閭大學就捱了一記“悶棍”，談好的教授待遇變成了副教授；“半桶水”的學識卻要擺名教授的譜，聽課的學生日見寥落；最後以思想問題遭到辭退。
他不願同流合汙又難以潔身自好，不想欺世盜名卻一再弄虛作假，載浮載沉，他沒作惡的膽量，也無為善的思想，雖有些小聰明卻一事無成，看破世事卻無力自拔，表面雄辯機敏內裡卻懦弱無能。
在事業上也沒有安身立命之所，迂闊空疏，清談誤己，到頭來失了體面，丟了教職，一籌莫展，連身心都不知投寄何方。
除主人公方鴻漸外，那些混跡謀生於“新儒林”的病態知識分子，個個精彩紛呈。
“才女”蘇小姐，矜持偏狹，尖酸刻薄，虛榮矯情，嫁給俗物“詩人”曹元朗後，熱衷於做投機生意，大發國難財，變得華貴而庸鄙，堂堂文學博士何至於此。
《圍城》同名電視劇照
褚慎明、韓學愈更是一丘之貉，以先師名家相標榜，是典型的崇洋媚外者和學界方士，行騙有術。
李梅亭則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純屬用西服領帶裝扮起來的20世紀封建餘孽中的時髦人物，單就其名字——印在名片上的花體英文字“professor may din Lea”就足見一斑。
其他人物如以辦教育為進身之階、內心骯髒的高松年校長；整天搬弄是非招搖撞騙的陸子瀟；趨炎附勢、廉寡鮮恥的顧爾謙，他們著墨不多，卻無不立體傳神。
這熙熙攘攘的眾生相，讓我們認識到，那些所謂的名教授、大慈善家、大官、大詩人、大實業家的幕後都是些什麼嘴臉，而這樣的人們居然就是當時社會上層的精英知識分子，這簡直是讓人膽寒。
錢鍾書寄沉痛於幽默，以嘲諷之筆達憂患之情，難怪他在《圍城》序言中說，這是一部“憂時傷生”的作品。
02 錢鍾書寫“新儒林”可笑可鄙的眾生相，意義何在？
《圍城》中的知識分子，處在新舊文化衝突與中西文化碰撞的夾縫之中，漠視了時代責任，沒有肩負起應有的文化使命，他們再也不是“五四”時期那些新知識的傳播者和新觀念的啟蒙者了：
他們是個人生存處境艱難、群體精神財富貧乏的動盪年代的畸形兒。
錢鍾書精心描繪這批“新儒林”精神潰敗的圖景，正是因為深刻地認識到了要改造社會，必先造就新一代的有擔當的、健全的中國知識分子。
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肩負起文化拯救的責任，而那些浸染了文化痼疾的病態知識分子也必須被拯救。
《圍城》同名電視劇照
錢鍾書不僅看到了傳統文化的頑疾，也看到了西方文化侵入的弊端。
比如，方鴻漸的父親，前清舉人方遯翁強烈抵制西方文化，麵包、牛奶這些牽涉到西方文化的東西都予以拒絕。而且還以傳統的封建禮教為兒女的終身大事做主，為方鴻漸定下從未見面的妻子，他所表現出的一切無不是與西方文明所追求的自由、平等這些觀念相敵對，極力維護著傳統文化的統治地位。
另外，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使得中國新舊文化的衝突日益明顯，一類知識分子在傳統文化和西方先進文化之間搖擺不定，極易出現自卑心理，產生崇洋媚外的精神狀態。
董斜川就是此類代表，他穿西裝，打領帶，出入現代的飯館，而且還做過駐外的軍事參贊，本應該對於西方的文明有著深入的體會和理解，然而卻開口“同光”，閉口“石遺”。他雖然包裹著西方文化的外衣，封建思維卻是侵入骨髓，分明一位清朝遺少。
《圍城》同名電視劇照
董斜川在中西文化之間搖擺不定，方遯翁則是固執地維護著傳統文化的威嚴，他們在時代發展中認不清方向，不明趨勢又如何能夠擔負起作為知識分子應該肩負起拯救文化的責任呢？
通過塑造這些“反面典型”的病態知識分子形象，錢鍾書在冷嘲熱諷中剖析他們的精神困境，挖掘出他們身上的心理毒瘤，引導同時期及後來的作家用新的角度審視觀察知識分子，啟發他們用別樣的視角審視中國社會形態和社會大眾。
透過這些病態知識分子，讀者可以看到時代變遷、轉型中導致的知識分子人格退化、演變的趨勢；看到在夾縫中艱難生存的處境以及他們逐步告別傳統中的自己，逐漸蛻變的過程。
這不但賦予了《圍城》這部作品以深刻的社會意義，更使得其成為不朽之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進步和啟迪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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