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的源起和發展背景
“禮”起源於原始先民的宗教儀式，商代社會生活宗教化，以祭祀為主的宗教儀式典禮化、制度化、周公制禮即“因於殷禮”，所以西周的所有禮樂文化都籠罩著宗教的味道。
西周王朝制禮作樂、明德慎罰，實行倫理宗教與倫理政治結合的治國方針，對國家長治久安起到了重大作用。然而西周末年到春秋時期，隨著政治危機的加重，社會秩序與倫理秩序陷入了混亂，“德治”作為宗教倫理對秩序的約束力日漸失去了效力，面對這種局面，統治思想開始動搖，“何以為治”成了主導問題，一時間這種分封制動搖和禮制崩潰導致了大量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爭辯，禮治思潮逐漸被推上了浪尖。
孔子所稱頌的“鬱郁乎文哉”是對西周最鼎盛階段的概況，西周的禮樂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原始，這一切都與周公的“制禮作樂”有著直接密切的關聯，原本廣泛的禮制範圍後來逐漸清晰化。當然，周公對禮制的創新，主要是依託在宗法分封制基礎上創立的，所以有著深厚的社會組織基礎。具體地說，宗法分封制是為了穩定周初政權而採取的一項政治措施，同時也是周人在滅商以後對新獲得土地財產在統治階級內部實行分配的一種方式。
圍繞在此基礎，西周才建立起了一套禮儀制度，我們常說的“大禮三百，曲禮三千”，從上層管理到日常生活，在不同貴族階級衣著、宗廟、樂器等區別上，社會的秩序得到體現並受到了維護。西周的禮制正是這樣一種象徵並維護強化政治等級制度所規定的社會秩序的體系。
“德治”崩潰，“禮治”崛起
在《莊子·天子》中談到“以天為宗，以德為本”，這種精粹的概況，可以說周人滅商成為天下共主，為了鞏固和維持其統治，必然會為其政治尋求合理性和依據，並且提出治國的方案，而“德治”正是周人反覆強調的治國指導方針。
“德治”提出，是依託於天命神學思想理論為前提的，這種思想從原始宗教觀念發展而來。當然也是站在社會基礎之上，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並且開始形成國家政權時，原始宗教被統治者所壟斷掌控，成為了國家政權掌控下的官方信仰體系（官方宗教）。
也就是說“王權”受命於天，周王為了把政權維持下去叫“永保天命”，並且在此基礎上發展創新出“以德配天”的新思想概念，創造出政治和宗教倫理相結合的統治策略。
統治者實行德政，怎能得到天命的繼續支持，反之則會遭到懲罰，上天可以收回權力轉交給另外一個有德行的人，這就是把“德”作為天命轉移的終極依據，也為周代商的正統性奠定了輿論基礎。
隨著西周末年，王室衰微，周王朝統治出現危機，進入春秋時期，可以說春秋的社會具有一定的過渡，這個時期的歷史，各個方面都在為接下來的戰國階段起著啟下的作用。隨著政權的動盪和權力的下移，原本的政在貴族下放到政在大夫的局面，整個以宗法分封的血緣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也在這種社會變動中開始瓦解。
一方面，宗法分封制層層分封，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最高統治者周天子的地位和權威，但是終春秋一世，周天子這一天下大宗地位日趨下降，只落到形式上的共主。而這種統治模式下上下有序等級，靠著道德維繫的統治權也遭到層層破壞。
原本是統治結構中下一級的統治者（諸侯），卻憑著自己日漸強大的實力躍遷向上獲得了新一級的統治權。這就是所謂的僭越君權，他們不再願意按照原來的等級鮮明道德行事，而是直接越過禮法，開始行祭祀之禮，這樣意味著天子之禮被打破。
德治思想與天命神學，宗法制度和統治者個人的德行都是息息相關的，因此西周末期春秋初期，“德治”所依附的主體崩潰，其也就失效了。“德治”思想的奔潰，是春秋社會因素和思想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禮治”的發展和主導地位
周人的觀念是敬德主張的，付諸社會實踐的則是以禮儀制度的設立，對周人來說，德和禮是治國的二柄，“德”是政治指導思想，以統治者個人的道德力量引導和凝聚人民，更多的具有倫理教化功能；而“禮”則是對“德”的具體表現，是施政為民、維護社會等級秩序的實質性措施，具有制度的強制性力量。
從“德治”到“禮治”，兩者的關係相輔相成，德是禮賴以生存和付諸實踐的力量和前提，禮則是以德為政的保證；如果沒有禮，也就是沒有作為規範性質的由國家機關制定並強制執行的禮去協調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正常運轉。在此基礎上，“德治”奔潰，”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們為了恢復政治秩序，對“禮”進行了反思和重釋，提出“以禮治國”的主張，因此形成“禮治思潮”。
因為週末王室統治日漸衰微，此時諸侯崛起，爭霸一時，隨著卿大夫的上升，其家臣也隨著上升，周王室所用的宗法制治國遭到了撼動，政治秩序也逐漸混亂。因此，作為傳統思想的“德治”逐漸失去了功效。正是這種背景下，禮治的思想開始萌發並得到了推廣。
實質上禮崩樂壞標誌著周代政治文化模式核心的裂變，極有可能發展成為兩種相反的主張：或者廢棄禮樂制度，或者恢復；正值此時“何以救世”的思考，紛紛都在聲張恢復“禮治”，並且對此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一時間，“禮治”思潮就像春風一樣，吹滿了中原大地。
思想家和政治家們開始追根溯源，不斷對“禮”的實質進行探討，無非就是為了論證禮的社會功能，即以禮治國的合理性。所以要求全員都以禮修身，注重自己的言行舉止，能夠為社會的穩定奠定基礎，從而達到治世的目的。實質上這是從“德治”演化而來的，但是就當下的社會背景，又對“德治”進行了摒棄。因此，禮對個人的價值論述和禮治思想息息相。
劇烈變動的社會現實讓政治家們無暇他顧，急切的想要解決社會政治混亂的問題，具有一定強制性的“禮”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因此“禮治”逐漸成為了一個政治學範疇，從原來的宗法禮儀符合變成了政治文化符號。
眾所周知，中國素來有“禮儀之邦”的稱號，禮對於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可以用源遠流長和麵面俱到來形容。而“禮”在傳統中國社會的統治階級主要用來作為政治領域維繫社會秩序的重要法則，特別是在先秦時期的運用。
在“禮治”的發展中，它作為某種抽象概念一直在不斷地發展變化著，其內涵從周代宗法制度禮儀轉變成了春秋戰國時期所需要的政治之立，再上升演化到了孔孟的道德之禮。背後所承載的文化模式和符號都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禮治思想隨著“禮”本身的內涵變化而變化。而禮治思潮在春秋政治生活中的突出表現，主要體現為從“德治”到“法治”的橋樑作用，並且對後世的政治思想和實踐起到了深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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