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被合唱團拒之門外,長大後擁有多重身份

提及卡巴列夫斯基的音樂教育活動,就必須對卡的音樂教育理念有所闡釋。在卡巴列夫斯基的身上深刻的體現著他的音樂教育理念與音樂教育活動之間的相互融合,音樂教育理念指導著音樂教育活動,也貫穿、體現在音樂教育活動之中,而細緻的音樂教育活動也可以檢驗和提高音樂教育理念的合理性、科學性與可行性。

小時候被合唱團拒之門外,長大後擁有多重身份

小學時期的卡巴列夫斯基曾因唱歌走音而被學校合唱團拒之門外,這件事情對卡巴列夫斯基以後的音樂教育理念與活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促使他致力於兒童的音樂創作與音樂教育,讓孩子們由內心喜愛音樂。基於對以往教育模式的瞭解,激發學生音樂學習興趣的重要性,卡巴列夫斯基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音樂教育理念。首先,他強調應著力改變保守、僵化、枯燥的音樂教育方式。他曾說道:“教師為使孩子們喜愛音樂,首先就要讓他們接近音樂,這是非常重要的事。一開始不要強制兒童做一些會讓他們遠離音樂的練習。”其次,音樂教育應與生活緊密結合起來。卡巴列夫斯基相信,音樂在生活中佔了重要位置,對兒童來說,來自生活的活潑教學才能讓他們產生學習興趣,從而起到音樂教育的種種功能。最後,音樂教育應當面向所有的孩子。他的音樂教育理念涵蓋範圍很大,他相信音樂與藝術能夠接近所有孩子,在音樂教育中應當儘可能的給予每個孩子獲得音樂藝術經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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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列夫斯基音樂教育家的身份在很多時候可能比他作曲家、鋼琴家的身份,更為人所熟知,他所創立的卡巴列夫斯基音樂教育體系與達爾克羅茲、奧爾夫、柯達伊、鈴木等世界著名音樂教育家的教學理念與方法並稱於世。可以說,卡巴列夫斯基的大半生都與音樂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此梳理出卡巴列夫斯基音樂教育活動的三個階段:

第一,青年時期的音樂教育活動。早在莫斯科音樂學院就讀時,仍是學生身份的卡巴列夫斯基也在從事著小學教師的工作,在與孩子相處的過程中,他深刻的體驗到源於孩子生活並與日常生活相貼近的音樂作品太少了,這在他的人生中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促使他日後為孩子譜寫了大量的音樂作品。表現在音樂教育上,他也注意選取適合兒童興趣愛好、與兒童生活密切相關的音樂作品來作為音樂教學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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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1932——1973年的音樂教育活動。1932年,卡巴列夫斯基受聘至莫斯科音樂學院擔任講師,教授音樂理論及作曲課程。起初卡巴列夫斯基的音樂教育側重於培養專業的音樂人才,從60年代開始一直從事音樂教育社會活動,而對普通兒童及青少年的關注一直從未中斷過。他在莫斯科音樂學院任教的經歷與在音樂教育活動中的種種思考,為他以後的音樂教育事業、建立卡巴列夫斯基音樂教育體系打下了基礎。卡巴列夫斯基撰寫了很多關於蘇聯兒童和青少年音樂教育的相關文章。作為一名蘇聯乃至世界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卡巴列夫斯基從事的國內和世界的各項社會活動都是以音樂教育事業為出發點。例如,1950年之後,卡巴列夫斯基日漸減少了音樂創作活動,而是不斷在國內外各地期刊、報紙、電視媒體及音樂學術會議等多種場合之下,發表他對音樂及音樂教育的觀點;1962年,他領導青少年音樂美育教育委員會;1969年,擔任蘇聯教育科學最高科學院直屬美育科學委員會主席等。

第三,1973年之後的音樂教育活動。兒童音樂教育實際上一直沒有離開卡巴列夫斯基這位音樂教育家的視野,特別是到了晚年,卡巴列夫斯基在轉變了作曲風格的同時,將自己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兒童音樂教育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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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列夫斯基希望讓更多的孩子接受良好的音樂教育,他在其人生的最後二十年開始撰寫與傳播新的學校音樂教育課程,他常常通過課堂教學、發表演講、在媒體上撰文及談話等多種形式闡述其音樂教育理念與具有嶄新面貌的教學方法。為了使學校的音樂教育更加科學合理,1973年他以年近七十歲高齡在兼任莫斯科音樂學院音樂教授職務的同時,到莫斯科第209小學擔任音樂教師。並主持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教育部成立的“音樂實驗室”,並與有著相同理念也更具思維活力的年輕教師一道針對理論和實踐做適度的應用與結合。在1973年之後卡巴列夫斯基的音樂教育活動中,編寫與檢驗《蘇聯普通學校音樂教學大綱》是一件大事,實際上卡巴列夫斯基的晚年也一直在圍繞著這個新的音樂教學大綱而開展教育活動。

在新形勢下教育改革的呼聲日益強烈,卡巴列夫斯基認為教材是音樂教育改革的關鍵,而教學大綱則是編寫教材的具體指標,因此,要想深入進行音樂教育改革,就應當從編寫新的音樂教學大綱入手,並且在課堂授課等實驗中加以檢驗與完善,最終達成音樂教育的目的與功能。卡巴列夫斯基的《蘇聯普通學校音樂教學大綱》已經在其擔任八年教師的小學音樂課堂上得以驗證,不僅被俄羅斯承認為國家性的音樂教育大綱,而且在蘇聯境內1500個地方區域、500個都市及其他加盟共和國得以實施採用,直到今天在世界音樂教育領域中仍發揮著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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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擅於與所處的社會環境達成和諧一致。他與肖斯塔科維奇、普羅科菲耶夫同一時代,卻擅於避開迫害和惡意中傷(當時許多音樂家都無法避免),始終留在決定藝術政策的陣營中,確定藝術中的社會現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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