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人物
有人說，他與胡適一樣，是位“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的複雜人物；也有人說，他是知識分子中唯一一個敢在某某面前蹺起二郎腿說話的傢伙。而傅斯年也姑妄言之：“誰都沒有資格罵胡適之，只有我可以罵，只有我才有資格罵。”他也真膽大妄為：竟在一份關於某某某欲為孔祥熙（中央銀行國庫局案）說情的絕密件上勾出要害處，並在“某座”的名側大筆一揮批道：“不成話。”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江西永豐人，生於山東聊城。家世頗顯赫，祖上傅以漸是清朝第一任狀元，榮登清宰輔位，故聊城的傅宅被稱為“相府”。其父傅旭安系光緒二十年的舉人，曾任山東東平縣龍山書院山長，英年早逝。傅斯年是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知名度頗高的學者、社會活動家。
棄“國故”而創辦《新潮》
稱傅斯年的才幹“百裡挑一”絕不為過。 他5歲進私塾，11歲讀完十三經。 鄉鄰皆知他是出口成章、下筆成行的神童。
青年時代的傅斯年
他年甫12，遠離故土，負笈津門。 1913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大預科乙部（經史），與顧頡剛、沈雁冰、俞平伯、毛子水同窗。 他的學習成績出類拔萃，成為劉申叔、黃侃等國學大師們物色的“衣缽傳人”。
孰料，傅斯年在胡適的引導下，毅然棄下“國故”，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新文化運動中去。 1918年傅斯年與羅家倫創辦《新潮》雜誌，擔綱主編，請胡適作顧問。 校長蔡元培支持，月撥2000元作經費。 1919年元旦創刊，“發刊旨趣書”由傅斯年執筆，宣稱今日的北京大學，已經“脫棄舊型入於軌道”，不再是培養“一般社會服務之人”，而是以“培植學業”發展學問為目的……創刊號出版後反響十分強烈，重印三次，印數達1．5萬冊之巨。 有評論說，這個追步《新青年》的《新潮》，“表現得甚為突出，編寫皆佳”，超過北大教授編的《新青年》。
“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
1917年9月，27歲的胡適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哲學門教授，在講授中國哲學史時，胡一反前人傳統，將“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定於周朝末年，把原來號稱五千年的歷史截去一半。當時在哲學門就讀的顧頡剛回憶：“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部分激進學生接受不了，開始醞釀鬧事“倒胡”。顧頡剛想到了在同學中頗具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雖然傅不是哲學門學生，但“何妨去聽一聽呢”。
傅於是去聽了胡適的課。胡適後來回憶這件事時說：當時的北大學生“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幾個學生學問比我強”，其中有“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人”。“那時候，孟真（註:傅斯年字）在學校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這樣，胡適在北大才立穩腳跟。而後，傅斯年對胡適也從認可到欽佩，並追隨胡適大力推行“新文化運動”，成為胡適一生中最堅定的支持者。
時危始識不世才
“九一八”事變，北平學者集會，譴責日軍侵華罪行，傅斯年即席講演，首倡“書生何以報國”的話題，喚起了民眾的覺醒，眾人紛紛各抒己見。當時，日本為尋找侵華的藉口，利用御用文人寫文章，杜撰“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版圖之所有。為駁此謬說，傅斯年主持並邀史學界同仁，挑燈夜戰撰寫《東北史綱》，一面駁斥日本侵略者指鹿為馬的胡說，以正視聽；一面讓國人瞭解東北歷史，激發國人愛國的激情。同時，他又委人將《東北史綱》主要部分譯成英文，遞交給“國聯”，使“國聯”作出東北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共認之事實”的結論。
抗戰開始了。將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組成“西南聯大”的方案是傅斯年提出的。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重慶，傅斯年高興得成了瘋子，在大街上一手拎酒瓶喝酒，一手把帽子挑在柺杖上亂舞……
抗戰勝利後，胡適被任命為北大校長，時胡在美未歸，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一再表示：凡做了偽北大的教員的，復元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曾遭到傅的大罵。
傅斯年與胡適合影
1948年，傅斯年入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這除了是他個人學術的成就，恐怕他領導科研的成就所佔比重更大。這屆院士81人，人文組28人中，史語所專任研究員、兼任研究員和通訊研究員佔了15人。
甘為知識份子服務
1937年抗戰爆發，史語所隨其他教學科研單位一起撤到西南，西南聯大三所大學圖書館的藏書都沒能撤出，只有史語所未雨綢繆，將所裡二十多萬藏書及近十年考古發掘的寶貝，全部安全運到西南。梁思成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因為需要依賴史語所的圖書資料開展工作，因而在西南時便附屬在史語所。為逃避日軍對昆明的轟炸，史語所先是搬到昆明郊外的龍頭村，1940年又搬到四川的李莊，營造學社也如影隨形。李莊夏天悶熱，冬天濕冷，氣候對胸肺有毛病的人十分不利，再加上惡劣的生活條件和醫療條件，長期有肺病的林徽因大多數時間只能臥床，早些年因烈性肋膜炎耽誤了治療而留有後患的梁思永也感染上肺病，無法走動。傅斯年感到這樣下去無異等死，不取特殊手段不足以救命。1942年4月，傅斯年寫信給朱家驊，通過朱家驊向政府求助。信曰：
茲有一事與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莊。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註：肺結核），臥床二年矣。思永是鬧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氣管炎，一查，肺病甚重。……弟之看法，政府對於他們兄弟，似當給些補助，其理如下：……
傅斯年在列數了思成、思永及梁啟超的成就和影響後，又道：
總之，二人皆今日難得之賢士，亦皆國際知名之中國學人。今日在此困難中，論其家世，論其個人，政府似皆有所體恤也。未知吾兄可否與陳佈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說明梁任公之後嗣，人品學問，皆中國之第一流人物，國際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贈以二三萬元。……
信發出11日未見迴音，傅斯年擔心政府方面無能為力，於是又打起自己所的主意。他發現史語所醫務室存有大批藥物而暫時沒有需要，如賣出去可有相當收入，用這筆收入可對症買藥。他召開所務會商議後再度寫信給中研院總辦事處。信雲：
查蔽所醫務室現存之藥，在兩年中可以收入二萬數千至三萬數千元（如照市價賣去，當可得六七萬，今只是用以治同仁生病之收入，故少）。擬於此收入中規定數千元為思永買其需要之藥之用（本所原備治T.B.之藥甚少，所備皆瘧、痢等）。此事在報銷上全無困難，蓋是免費（即少此項收入），而非另支用經費也。此意昨經蔽所所務會議討論通過，敬乞賜以考慮，並規定一數目，其數亦不可太少，至為感荷！
梁思永一家在李莊
一身“才氣”“痴氣”
傅斯年一生頗自負，天馬行空，但對他於社會之貢獻似已成共識： 他樹立史料學派大旗，其《性命古訓辨證》可為傳世之作； 創辦中研院語言所，慘淡經營20年，成績卓著； 出任北大代理校長，重建戰後北大和執掌臺灣大學。
傅斯年在工作
在用人上，他打破人情、地域觀念，不講背景，唯才是舉。 他有句名言： “總統介紹的人，如果有問題，我照樣隨時可以開除。 ”對部屬管理甚嚴，大學畢業生到研究所，先關門讀三年書，第四年才准許你發表文章。
一次，他發現一位年輕助研冬天好曬太陽，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門口，不讓其出門，不客氣地說：“你昨日已曬夠了。”他注意在小節上培養部屬的節操，一見有人用公家信箋寫私信，馬上發佈告告誡。他嚴於律己，南京夏天燠熱，他人胖，煙癮又大，在閱讀北宋刊的《史記》、《敦煌卷子》等珍貴資料時，堅持不開電扇，不抽菸，精心保護。他對下屬生活十分關心，事必躬親。抗戰時，史語所遷在四川李莊山坳裡，供給困難。他親自給專員寫信“請您不要忘記我們在李莊山坳裡尚有一批以研究為職業的朋友們，期待著食米……”
有人說他脾氣來了，是炮，溫柔起來，像貓。 有個半真半假的笑話，在南京史語所時，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髮脾氣，說他上午發了脾氣，下午某雜誌送來一筆稿費，他就一股腦兒送給老裴買酒，人情味很濃。 抗戰時在昆明，陳寅恪住三樓，他住一樓。 每次警報一響，大家“入土為安”，往樓下防空洞跑。 而他卻向三樓把患眼疾的陳寅恪扶下樓來，一起進洞。 在臺大當校長，他常去光顧夜市餛飩攤子； 蹲在馬路邊上研究地攤上的象棋殘局； 給小書店寫招牌。 他給臺灣大陸書店寫條幅： “讀書最樂，鬻書亦樂； 既讀且鬻，樂其所樂！ ”諧趣百出。
1950年12月20日，作為臺大校長的傅斯年在一次大會上侃侃而談自己的辦學方針和理想，言畢，突然昏倒，不再醒來。傅斯年逝世後，官方人士宣佈傅斯年校長於20日夜“棄世”。
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會在臺灣大學法學院禮堂舉行，有5000餘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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